16.再见，诗一样的天真！
大凡要人辞世，总闻慷慨悼词，历数逝者之丰功伟绩。民权运动已归于沉寂，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了，让我们回顾其跌宕起伏的历史吧。
民权运动始自明治七年（1874），终于明治二十年（1887），前后历经十三载。十三年间，民党有光荣与梦想，也有利益与权谋；它喊出了最激动人心的口号，也干出了最龌龊不堪的勾当。
民权运动缘何而起？可以肯定地讲，民权运动就是没落士族为自己寻找出路的极端尝试，所谓“自由”所谓“民权”不过是发难工具。民党之来源相当混杂，其主体为士族、豪农、豪商和贫民，余脉为受排挤的实业家、银行家和知识分子，他们因“吃不到葡萄”而走到一起。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教育背景，他们的诉求不同、观点各异、气质相左，他们甚至不能和平相处，更遑论同生死共进退。当然，只要萨长藩阀仍然把持着朝堂，民党各派就有共同的敌人，也就不至同室操戈，但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还是必须的。
自由党之身份偏于下层，由不通文墨的贫民、趣味低级的土豪和匪气十足的浪士组成，这就让温文尔雅的改进党人很是瞧不起。松方财政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自由党，什么人都可以自称“自由党人”，他们对“自由民权”为何物毫不在意。也是，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饥民也不会关心学术问题。一个社会，若业已孕出为数甚众的贫人，则必已达至“自由民权”之反面，其邪恶性与不合理无需论证。一个把“天之骄子”驱为“流离饥民”的社会，难道不应该受到诅咒？
自由党的扩张是其分裂的本原，一个乌合化的政党不可能有凝聚力，它只会在任性的暴动中走向自我毁灭。正因为此，板垣退助才提出了“上流民权说”，并在党内败北后远离党争、远离运动、远离日本。自此，自由党的道德面纱被彻底撕碎！假如自由党只为“上流人士”（即士族、豪农、豪商，亦即今日中国之“高尚人士”）而抗争，那它还有什么“崇高”可言呢？“自由民权”岂不沦为欺人之语，亦或党争工具？
“上流民权说”的提出既是民党成熟的标志，也是民众彻悟的标志，它结束了天真烂漫，将一切打回原形。
自由民权运动的跌跌荡荡总与经济形势的起起落落相关，其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在资本主义早期，一小部分人暴富，而绝大多数人赤贫。藏相大隈重信对此负有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历史的代理人。诸君试想，若当时存在替代人选，寡头集团会让大隈连续秉政十四载？大隈重信的失败，有如蒋介石的失败，无从避免，乃历史之悲剧。
明治维新以“富国强兵”为口号，维新派的首要任务是救国，民权民生不重要，因为殖民地里没有民权民生！为了富国强兵，政府可以牺牲民权民生，就算牺牲一代人也在所不惜！于是，在外患的压力下，明治政府首先牺牲了幕府，其次牺牲了藩主，然后牺牲了农民，最后牺牲了士族。如此以来，外患转而成为内忧。士族最先跳了出来，他们不甘沦为改革之牺牲，于是发起县域暴动、西南战争和民权运动。前二者在短时间内被镇压下去了，只有民权运动连绵走过了十三个春秋。
以大隈重信下野、自由党及改进党解散为节点，民权运动共分三个阶段：在大隈下野前，民权运动只有单一中心，其乡野气息浓厚；至大隈下野后，自由党与改进党并起，后者带来了都市风；待到两党解散，民权运动既无组织亦无中心，既无乡野气亦无都市风，有的只是怨气冲天的歇斯底里。
民权运动自一开始就是一场利益争夺战，只不过被板垣退助披上了一层道德外衣。随着民权运动的展开，这件道德外衣被逐渐剥离。士族之分裂乃民权运动之肇因，士族之精英逐渐官僚化，其大部分则贫民化，吃不到葡萄的人总是要反对吃到葡萄的人。与其说没落士族在追求民权，莫若说他们在怀念往昔，民党本质上是“士党”。
与萨军一样，民党也没有解决当世问题的办法，“自由民权”不过是其发泄政治不满的工具。士族想借民权运动寻找出路，但事实上，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更加没落。板垣退助与西乡隆盛，自由党与萨摩军，都是历史的牺牲品。
改进党为民权运动带来了清新之气，大隈重信毕竟是游刃官场多年的老手。不过，改进党有它致命的局限，而且是命中注定。大隈担任了十四年藏相，极端的讲，是他一手造成了民间疾苦，因此，他不可能得到板垣那样的支持率。须知，在野党什么都可以批评，无执政经历即无历史污点。面对不利情势，宪政改进党只能以“精英党”自居，只吸纳精英，也只代表精英，它不可能有群众基础。
在当时，符合改进党要求的“精英”凤毛麟角，这些精英不是孤芳自赏，就是耍嘴皮子，要知道，他们连自由党的干部都瞧不起！往好了说，改进党是一个孤独的舞者；往难听了说，它就一只漂亮的花瓶！这个花瓶党于明治十七年以内讧方式自毁，前后存世不足三载，它连内部团结都做不到，又如何带领混杂的民众走向艰难的未来呢？
改进党的自我毁灭是整个民权运动的缩影。其实，就算没有《保安条例》，没有东京大搜捕，民权运动也会落幕，民党就算尚未同床异梦，也已达至黔驴技穷，终再难为继。民权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又轰轰烈烈地结束，可谓“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值了！
笔者此篇悼文可谓刻薄，民权运动似乎一无是处，纯系骗局。真相有如美女，红颜粉黛之面，耸人骷髅之实。难怪英人说，真相总是丑陋的(Truthisalwaysugly)。在现实中，真相之价值要远大于幻象，你不可能靠言情小说过日子。
马克·吐温说，真实的事情是最有魅力的，因为不需要考虑合不合逻辑。民权运动所呈现的人性极为真实，它是人在兴衰荣辱、生死存亡之时的忠实表达。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忽视民权运动对改革尤其是立宪的推动作用。明治政府因德川幕府财政破产而诞生，民权运动又因明治政府财政破产而诞生，它以一种持续的反对力量推动着各项改革。若没有这种外在的逼迫，萨长藩阀恐怕早就堕落萎靡了。这种“下克上”的民风是武士道的外化，它省略了缜密的哲思，直接以天启与直觉为依凭，倡导立刻采取行动，在行动中修正错误。民党之可贵尤在其精神，那是一种不屈服、不妥协、不放弃的在野精神。当此种精神再度复兴时，日本开启了政党政治（大正民主）；当其走衰时，日本走向了军国主义（昭和圣战）。
毋庸讳言，自由民权乃中产资本主义之装饰，它虽孕育于两极分化时期，但无法在贫穷之中存活。“自由”也好，“民权”也罢，只属于财务独立的个体。社会必须提供足够多的工作机会，一般个体的财务才能独立。而只有当社会转型完成时，即信用、组织和服务扩至全境时，即公司即国家、国家即公司时，这种充足的就业才有实现的可能。历史证明，统治者只有在财政破产时，才有真心推动改革的愿望。如此看来，困民起义、西南战争与民权运动都是历史的工具，其功用在促成政府财政破产，也就是毛所说的“不破不立”。
小清新们喜欢读《心灵鸡汤》，听《安徒生童话》，看《来自星星的你》，沉浸在“小时代”的美好世界里。当某些“公民”亦或公知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时，小清新们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他们对那些虚幻的政治口号心驰神迷，却对明治日本真实的民权运动一无所知！他们很难想象，多年以后，他们的“自由斗士”会发明一个“上流民权说”，对他们这些昔日粉丝嗤之以鼻，就像板垣退助，就像大隈重信。
生活不是诗，政治更不是。再见，诗一样的天真！
第五章「民权运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