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接续）
井上馨的下野没有平息民党的怒火，民权运动正需要一剂强心针，民党怎么会轻易放过政府呢。此时，学生和浪人也活动了起来，他们在东京街头集会演讲、示威游行。前自由党大老后藤象二郎趁此掀起了大同团结运动。后藤是民权运动先行者，土佐人，与板垣是老乡。此人长相颇具江湖气，喜欢LV（路易·威登）的皮包，妻子是艺妓。大同团结运动聚集了民党头面人物，包括板垣退助、尾崎行雄（大隈幕僚）、星亨（自由党律师），等等。前自由党元老片冈健吉也趁机向元老院（名义立法机构）递交《三大事件建白书》，要求政府：一、确立言论自由；二、减免土地租税；三、改定对外条约。
井上馨下野后，首相伊藤博文兼任了外相，他对民权运动的复燃很是头疼。明治二十一年以后（1888）民党领袖更加活跃，后藤象二郎（自由党系）和尾崎行雄（改进党系）四处串联，准备将民党各支联合重组，以一大党对抗政府。事实上，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民党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其派系纷杂、利益不一、诉求各异，只要巧妙离间足可破之。为将大同团结运动打压下去，伊藤博文出台了一套组合拳：首先，他以“天皇”名义向大隈、板垣和后藤等民党领袖授爵，对方若不接受，他就宣布对方为“朝敌”；其次，他邀请以上三人入阁为官，这样就既分化了民党又把难题甩给了对手；最后，他颁布了《保安条例》，以“妨害治安”和“阴谋内乱”的罪名到处抓人，把包括《三大事件建白书》作者片冈健吉在内的15人投入监狱，并将包括大隈幕僚尾崎行雄在内的500多名民党活跃分子驱逐出东京。
明治二十一年二月，大隈重信接受伊藤博文的邀请，入阁担任了外务大臣。两个月后，原北海道开拓使黑田清隆接替伊藤出任首相，大隈继续留任外相。对于大隈此次复出，时人与后人多有微词，说他既背叛了民党又背叛了自己。此论道理在：伊藤背叛了大隈，大隈居然与伊藤和解；大隈死瞧不上黑田，却甘心给黑田做阁僚。真是权令智昏，官心不死！
大隈此次入阁专为改约而来，读者应该还记得，他就是靠谈判起家的。大隈此举颇具冒险性，改约谈判几无胜算，闹不好就得背“卖国贼”骂名。大隈似乎毫无畏惧，他是谁啊，他怕过谁啊，明知山有虎他偏向虎山行！
大隈开启了谈判进程，他采取了与井上完全不同的谈判手段：他只进行一对一的谈判，绝不与“列国会议”对话。一个弱国怎么能跟一群强国谈判呢？井上君，有你这么二的嘛！大隈一改井上颓弱姿态，以强人形象出现：你们洋人不是讲“契约精神”嘛，那咱就讲讲“契约精神”：自即日起，严格执行旧约（《安政五国条约》），凡旧约未有之规定，一概不予承认！这回该西洋公使们傻眼了，因为旧约后他们陆续获得了相当权益，业已成商业惯例，可惜未成黑纸白字。若明治政府真严格执行旧约，他们还真找不出反制法理。好你个大隈重信，以吾之矛攻吾之盾，算你狠！
西洋公使们在大隈的猛攻下妥协了，与大隈达成了一份对日本相当有利的改约方案。当然，这份方案仍然包含相当多的“不平等”成分，但已是当时所能达成的最好结果了。根据这份方案，治外法权将于五年后完全终止，日本还获得了部分关税自主权，虽然仍需引进西洋法官，但只在大审院（最高法院）且只限涉外案件，此后民商法的颁行也只用知会列强而不必取得其同意。
苦难会压垮人的理性，越是弱者就越容易激动。英国《泰晤士报》率先曝光了大隈改约方案，日媒对之广泛转载，日本的“爱国者”们再次爆发了。他们根本看不到大隈所取得的成绩，他们看到的是：治外法权仍将存续五年，关税仍未完全自主，洋法官竟要入主大审院，谈了半天还是个不平等条约！
大凡社会转型时期，秘密结社组织就会兴起，有时表现为收保护费的黑社会，有时表现为策动暗杀的青年团。松方财政后的日本社会极不稳定，物议沸腾，民心惶惶，动荡不安，政府由于财政吃紧无法提供充足警察服务，警察们甚至会因手头拮据而勒索民财。在此种情形下，黑社会并非人人生厌的毒瘤，而是社会需要的组织——它既能提供“就业机会”，又能保障公共秩序。杜月笙纵横上海滩，三合会称霸香港岛，盖因于此。乱世之中以力相竞，弱者无立锥之地，此等局面必给人“毫无正义”之观感，青年团也就因此而诞生。青年团以“爱国主义”为旗号，专杀“贪官”、“奸商”和“卖国贼”。这些行为，在和平时期则为“暴行”，在乱世之中则为“义举”。
玄洋社是黑龙会的前身，由头山满创建于九州福冈县（与佐贺、熊本接壤），与自由党同年成立。头山满自称“天下浪人”，他既不爱名又不爱利，就爱找茬闹事。他以“爱国者”自居，以“忠于天皇，热爱日本，保护人民的权利”为奋斗目标，他几乎可算民党领袖之一。头山满既要民权也要国权，在他看来，大隈改约方案丧权辱国，完全不可接受！于是，他派小弟来岛恒喜以炸弹暗杀大隈重信。大隈命大不死，不过失去右脚，成了残疾人。事发之后，刺客来岛剖腹自裁，他非但未被谴责，反尔成了“英雄”，玄洋社更是变身“爱国主义”大本营！
大隈重信遭遇暗杀后一度生命垂危，死里逃生的他心灰意懒，不久辞官下野。在死亡的威胁下，没有人再敢碰改约谈判了，谁惹得起爱国主义分子！于是，改约谈判被彻底搁置，日本废除治外法权、恢复关税自主被拖于N年之后！难怪一百多年后，日本青年加藤嘉一不遗余力地抨击“爱国贼”呢。
大隈遇刺时，明治天皇已经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并定于次年召开国会（贵族院与众议院）。自由民权运动以“设立民选议院”为发难理由，此时它已失去存在之理据，大同团结运动是它的回光返照，东京大搜捕则是它的盛大葬礼。
自由民权运动死了，以一种壮烈的方式，这恐怕是它最好的结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