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自由不死！

板垣退助要重新出发了，他已经离开了官场、离开了东京，他的爱国公党也一哄而散，他要靠什么凝聚人气再度崛起呢？

一个政党要想存活，就必须肩负某种使命。板垣退助抛出了民党的使命，那就是设立民选议院，以约束有司专制。然而，板垣的主张没有多少真实的支持者，大家的确在一旁叫好，但那不过是在发泄政治不满，要知道那帮人也在为江藤新平鸣冤叫屈。沉默的大多数不会管你是搞民权运动还是武装斗争，你只要骂政府、只要让他们上算怎么着都行。板垣的任务十分艰巨，他必须把这群乌合之众改造为一支政党，而首先要做的是提供一种政治理论，或者说一种“主义”。

是的，政党是要靠主义团结的，道德是不顶用的，利益也是靠不住的，只有主义才能维持久远。人们加入一个政党、为组织做贡献乃至牺牲自我是有所求的，这种追求不仅仅是索取现实利益，而更多的是完成自我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政党就是一个宗教，领袖就是教主，党员就是信徒，人们必须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的教义是什么，他们的使命是什么，他们最终会得到什么。

佐贺之乱的发生证明，明治初期的日本离议会政治还相当遥远，士族的活跃分子不但没有主义，而且连耐心都没有！他们是企图解决新时代的问题，但他们的思想和手段都是旧时代的。板垣退助很清楚，政府虽然吹响了“王政复古”的号令，但明治维新绝不是复古！当下，金钱取代了武士刀，没有钱你连武士刀都买不起，又拿什么去造反，像江藤新平那样抢银行吗？

武士们必须要为自己寻找出路，他们可以去给大久保打工，如今可是有司的天下。不过，公务员的岗位也是有限，政府不可能为所有武士提供饭碗。武士们还可以下海经商，但遗憾的是他们所受教育和商业运营背道而驰。武士们学不来町人的市侩和铜臭，这也就使他们十分不适合做生意。涩泽荣一鼓吹商人既要《论语》又要算盘，但他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人家在经商之前可做过大官，路子广关系硬，你能比嘛。涩泽的生意是办银行，银行家当然要讲诚信，可底层生意人不是这样。所谓“儒商”不过是一种幻觉，坚守名誉的武士是不可能发财的，不破产就属万幸了。武士们还能有什么出路，他们从小被教导要“重义轻利”，除了当为民请命的议员，他们似乎也干不了别的。

板垣退助是民党的领袖，他必须为追随者们提供一种主义，他也果然这么做了。板垣以“立志社”的名义在家乡招募青年才俊，他组织小伙子们大量翻译西方政治著作，其中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边沁的功利说最为有名。

经过了佐贺之乱，全国的武士逐渐意识到政治组织的重要性。这些年来，他们依靠一种爱国心而前行，大家缺乏一个奋斗的目标，总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到头来沦为他人上位的工具。他们的爱国心乃一种家国情怀，其背后没有具体的价值观，也没有明确的政治使命，更没有强大的组织系统，他们既不知道具体为谁而奋斗，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奋斗，可怜的江藤新平在单打独斗中走向个人毁灭。同志们，咱不能再这样瞎混下去了！

板垣退助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他在低调时尾巴仍然是翘着的。他在成立立志社后不久向天下豪杰发出了邀请，全国的反政府人士纷纷应邀云集高知县。板垣用民权思想来武装大家的头脑，大家则尊奉板垣为精神领袖。

在立志社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地方政党，明治八年（1875）诸党合并为爱国社。爱国社是一个跨县政党，它的成立地在大阪，但总部设于东京。党员们通过了一份名为“合议书”的党纲，这份党纲写道，爱国社之终极目标为“增进天皇之尊荣福祉”、使日本“屹立于欧美诸国之林”，至于“自由民权”文中只稍稍提及。

板垣退助的努力产生了政治回响，大久保政府向自由民权派伸出了橄榄枝。明治八年（1875）一、二月份，在伊藤博文的斡旋下，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当时在野）和板垣退助在大阪举行了和解会议，朝野双方达成了两项政治协议：一、民党答应与政府合作；二、政府同意渐次立宪。

板垣退助在会后不久回归明治政府，他仍担任“参议”一职。又一个月后，中央政府依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置了元老院（贵族议会）和大审院（最高法院）。板垣的设想是先促成元老院掌握立法实权，然后将其改造为民选议院；大久保的想法则与板垣的完全不同，他只想借元老院缓和他与民党的对立，他不可能赋予元老院立法权，更不可能将其改造为民选议院，因为那样做等于承认了“一切权力源于人民”，而神国日本是一个天皇制国家！

板垣退助与大久保利通同床异梦，他们的再度冲突无可避免，除非有一方放弃政治理想。板垣感觉自己被政府耍了，他在折腾了八个月后再度辞官下野。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