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皇军是怎样炼成的？
皇军，这是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词，上至八十老翁下至三岁孩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若究问这支军队的来历，甚少有人知晓。于是，皇军成了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天的我们要问，皇军到底是从哪来的，他们是如何组织的，又信奉何种思想，他们何以打起仗来团结生猛，对待外人又残暴不仁，这支军队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关于皇军的起源，很多人认为是明治元年（1868），笔者颇不同意这种观点。不错，这一年的确成立了一支以天皇为最高统帅的军队，但当时的陆军仍为旧式武士团，它的人员构成、组织架构、后勤补给以及意识形态都没有明显突破，它不像是一支现代陆军，而更像是多国联合部队，与后来的皇军有根本的区别。
皇军真正的起源应该是明治六年（1873），在这一年年初新政府发布《征兵令》，此后政府军才得以摆脱旧体制之窠臼，进而发展成一支近代新式武装。征兵制彻底粉碎了幕藩制，它推倒了旧体制的最后堡垒——士族阶层，庶民从此成为军人主体。庶民军于明治十年（1877）以非凡勇气及巨大牺牲消灭了最后的武士，为自己赢得了最初的名誉。士族阶层在西南战争后放弃了武装斗争，具有反政府倾向的人投身于民权运动，更多的人投入到政府怀抱，有当官的，有当老师的，有当警察的，也有当兵的，其总规模有近十万人。山县有朋战后对陆军做了大调整，打造出了皇军雏形。
西南战争暴露了政府军的很多弱点，比如武器装备不统一，比如军事指挥不协调，比如后勤补给不及时。山县有朋急需一个统筹指挥的军令机构，这个机构应该具备战时独裁的权力，它可以以战场之实情为依据，迅速调度物资及人员，免受其它机构掣肘，要知道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容不得官僚式拖沓，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于是，山县把参谋局从陆军省中独立出来，然后将其升格并更名为“参谋本部”。参谋本部直属于天皇，不受任何部门约束，军令和军政因此发生了分离。这一制度类似于雍正创设的军机处，它应当是一个战时体制，即便要常设化，也应让行政首脑担任其一把手。可在近代日本，天皇并非事实上的行政首脑，他几乎不预政事，也就使参谋本部失去了制约，而宪法颁布后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使这一错误更加严重。参谋本部是由山县提议设立的，他自然成了第一任参谋本部长，他的势力也以此为基点不断膨胀。
西南战争后，山县有朋着手推动武器装备的统一化和国产化。原萨摩藩著名射手村田经芳在参考法国及荷兰步枪的基础上发明了适合日本人体型的短杆步枪，该枪型于明治十三年（1880）研制成功，定名“大日本帝国村田枪”，是“三八大盖”的鼻祖。山县还对后勤系统进行了简化，以增强军队的补给能力和反应速度。
除组织、装备和后勤外，山县有朋还狠抓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政府军虽然打赢了萨军，天皇虽然也嘉奖了众将士，但山县对陆军在战时的表现极不满意：
“六万人打三万人，死的人却比人家多，浪费的弹药更是不计其数。手里拿着枪，居然让人家把头砍了，这叫什么胜利，简直可耻！
我山县有朋从一个仓库协管员的儿子做到参谋本部长，凭的是什么？是不甘平庸的奋斗和舍生忘死的勇气！一个男人，一个出身低微的男人，如果没有点献身功名勇气，那还不如早点去死！
我创立了征兵制，让尔等屌丝男有机会出人头地，可你们怎么表现呢，不战先怯，懦夫！这个世界是属于强者的，强者拥有一切，懦夫一无所有！勇敢起来吧，我的子弟兵！我要训练你们，有朝一日，我要把你们训练得比萨军更加凶残，让世人目之心惊闻之胆寒，我要让你们成为日本有史以来最强悍的武士！而我——山县有朋——将做为‘皇军之父’永载帝国史册！”
（未完待续）
（正文接续）
为了打造一支理想的军队，山县有朋选择了复活并改造武士道。在山县看来，忠勇节义等儒家精神是军队的灵魂，而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军队的架构，武士道则极完美地结合了二者。武士道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它的本质是食禄报恩主义，无条件的忠诚是其核心价值，戴季陶更是讥讽其为“穿着儒家衣服的奴道”。在幕府时代，士族依附于藩主阶层，他们靠主公的赐禄过日子，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也就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他们只是权贵阶层的政治工具而已。在废藩置县后，幕府将军和藩主阶层都没有了，武士们失去了忠诚的对象。武装骚乱也好，民权运动也好，西南战争也好，都可视作旧体制崩溃的后遗症。山县不能容忍这种乱哄哄的社会生态，他要给新时代的武士们找一个新的效忠对象、一个永恒的主宰、一个神圣的主公，而这个人只能是天皇。
在新朝，天皇是一种神秘的存在，他在理论上集大权于一身，所有机构都要从他那获得权威。在日本，天皇家族的谱系完整，其内部虽有更迭，但从未改朝换代，这就赋予了它某种神圣感和永恒性。天皇不参与具体政务，因此既不会犯错误，也不会偏袒某方，也就看上去既圣明又公正。对寒门子弟而言，天皇是除家人外唯一的亲人，是自我得救的唯一依靠。
山县有朋要推广他的武士道了，竹桥兵变更刺激他加快了行动步伐。明治十一年（1878）初秋，东京竹桥兵营的近卫炮兵在夜里闹事，他们杀了两名队长，然后在军营里放火，还炮轰了大藏卿的府邸，甚至试图挺进赤坂的临时皇宫！竹桥的炮兵并不想夺权，他们只想搞点大动静，好让天皇陛下为他们做主。这些士兵的待遇极低，而他们长官的待遇颇高，双方在平时就有恩怨，战后赏赐的不公加剧了这种矛盾，这些近卫大兵这才铤而走险。山县是近卫军的都督，他连夜占压了兵变，枪毙了五十多个挑事者并重罚了所有参与者。
对这起事件，山县有朋极为震怒，他觉得民权思想已经入侵了他的地盘。太不像话了，当兵又不是做买卖，哪有讨价还价的！必须马上改造军人们的思想，否则军将不军。山县在竹桥兵变的同年发表了《兵家德行》、《读法七条》和《军人训诫》。在这些文章中，他严厉鄙斥了“民权家风”（要人权的风气）和“状师家风”（打官司的风气），倡导军人们培养“忠良易直”的传统作风。又四年后（1882），天皇发布了《军人敕谕》，以最高法令的形式确定了忠节、服从、勇武、信义、好学、简朴的军人精神。就这样，山县版武士道新鲜出炉了。
驭下之术，既要让人忠诚，又要给人甜头。为了给军人们以追求目标，山县有朋建立了“金鵄勋章”制度。金鵄是一只传说中的神鸟，相传，第一代神武天皇弓停了一只能发金光的鵄，从而迷惑了叛臣长髓彦的大军，进而获得大胜。金鵄勋章总共有七个等级，每个等级对应一等年禄式奖金，其金额相当可观，对下层士兵有足够的诱惑力。明朝的思想家李贽曾这样批评当时的官风，他说“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猪的意思）”。其实，山县有朋所打造的皇军传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海军的改革由西乡从道主导，他以英国皇家海军为模板打造日本联合舰队，海军的装备主要从英国进口，其高级军官也是赴英留学。如此以来，海军在气质上与师从德国的陆军有很大不同。西乡从道是萨摩人（鹿儿岛），山县有朋是长州人（山口县），海陆军成为两派藩阀的竞技场，两军长期处于竞争态势且互不合作，这种矛盾到昭和时代终达至顶峰。
就这样，皇军大厦的根基已基本打造完毕。这支军事力量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与李鸿章的湘军（含北洋舰队）及袁世凯的北洋军有着截然的区别。皇军的组织是新式的，训练是新式的，装备是新式的，后勤还是新式的，它具有统一的指挥、统一的信仰、统一的忠诚，它有自己的士官学校，而社会上的小学、中学也在为它培养着后备力量，它可以通过陆军卿、内务卿（含后来的内阁总理大臣/首相）乃至天皇利用现代金融、国有铁路、航运公司、通讯网络乃至私营媒体，它依赖一个高效的现代商业系统而运作，它本身即为此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它自己极不愿承认这一点。
皇军在内部严格践行武士道，军人们要一遍遍地诵读《军人敕谕》，并须向天皇的御真影恭敬地行礼，他们不被允许参加任何政党，终日生活于一个与社会相脱离的封闭体系。皇军的军人大都是受过教育的底层青年，他们处于荷尔蒙旺盛的躁动年纪，每个人都有满腔的豪情和无穷的欲望，他们渴望建功立业，渴望功成名就，渴望成为第N个山县有朋。他们具备诚挚的爱国热情，却不具备理解现实问题的智慧，而山县体制又没有设计制约他们的机制，这就为他们的“暴走”提供了制度便利。军人本应是“以服从为天职”的政治工具，皇军的将官们却想做指点江山的帝国主人，他们带着时代赋予的强大势能出发了。
第四章「西南战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