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宪政之根

资本主义的政治表现形式被定名为宪政，而宪政又分两种形态：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在近代，日本选择了君主立宪，成功了；中国选择了民主共和，失败了。从此，宪政成了中国人的一块心病。

中国文人对宪政的渴望，就如同大龄剩男对女人的渴望：先是望穿秋水地等待，然后是歇斯底里地批判，最后是一声叹息的嘲讽。有些人在问，宪政适合中国吗？而另一些人断言，它早就过时了！

在当下，宪政一词已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自由”、“民主”和“人权”。今天，关于宪政的讨论已被包装成梦想与现实、前进与后退、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其中，正方自称“已经觉醒的公民”，而反方被命名为“既得利益集团”。笔者不知道接下来双方将要如何演绎，但可以断言这场道德大戏将会持续很久、很久。

当一个人恋爱时，他的智商会降低，他会看不清爱人的本质。苏轼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短视距地观察历史，除了热闹之外，读者看不清任何东西。今天的许多人都相信，中国得以有今天全靠邓公当年圣明，这话恐怕连邓公自己都不信。

宪政这个词是对西方政治的总括，它的本质是代议制，是基于商业经济而产生的政治形态。宪政与资本主义互为表里，离开资本主义谈宪政有如缘木求鱼。今天的阿富汗不需要宪政，一人一票对其毫无意义，一个连大商业都没有的国家要宪政干嘛使？

在《中国大历史》中，黄仁宇先生对“资本主义”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实际上，资本主义能够实施无阻，无非一种以货币管理的安排。由以下三个条件做起。

信用广泛的展开（即以货币为计量的负债关系，也可以理解为资金的广泛流通，笔者注），

经理不受人身关系限制，

和服务性质的事业全盘活用。

更要附带申明的则是，资本主义实施时，这货币管理的制度务必延伸而包括全国经济各部门，即农业也和工商业相同。一种适当的司法制度必须在后扶持它。如是，通过以上三种条件所交换的价值才能确定，所定合约才能执行。资本有了保障，才能存聚。实行这种体制时，资本主义国家让私人企业占先，因此私人资本在公众生活上占着一个比重特大的地位。付出这代价之后，人民大众就用不着受政府机构很多不必要的管制，只让经济因素做主，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之下，使效率提至最高。”

宪政是对上述三个条件的确认和巩固，在组织形态上，它的上层机构为一个全能型政府，具备服务商业发展的各项功能，它的下端为众多高度自治的企业社团，拥有开拓自身事业的性格及能力，它的中层联系为支持公私通用的服务性事业，包括交通、通讯、银行、保险、会计、律师、议会、法院、媒体等。

在西洋入侵前，日本已具备一个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它的商业发展也达至了较大规模，发展出了准银行、私营会计、大规模航运、海上保险、粮食期货、民用邮政（时称“飞脚”）等。可以说，德川后期的日本已大致具备构成资本主义的基础，它最大的缺陷在于缺乏支持商业扩张的法治及文教系统，因而表现为一种范围狭窄的城市经济，与以东北为代表的乡村经济不能兼容，后者在戊辰战争时的反叛也不是全无来由，更非私人恩怨。要知道，美国内战就是因为南北经济形态差距过大而造成的。

除了商业基础（经济）和自治传统（政治）外，日本的文化形态也与明清有至大差别。与中国的文官相比，日本的武士更为务实，他们虽已官僚化，但以技术擅长，其自身也经常担任藩主的商业经理。再者，与中国文官的天下观相比，日本武士基本把自己视为地方精英，凡事都以地方实情做主，也就培养出务实精神。德川幕府推行门第制度，这的确限制了社会流动，但也把大部分人才留在了民间，而经商成了这些精英最体面的出路。李嘉诚说，世情才是大学问。经商是不能靠空想而成功的，商人子弟是寺子屋的主要学生，民间教育因之而注重实际。这种长期的积累造就了日本人求真务实的性格，商业经营正需要这样的文化性格。

回顾明治维新，我们发现，日本人首先通过废藩置县确立中央权威，然后通过六年政变巩固內治路线，之后通过地租改正和创办银行创造原始资本，同时通过教育改革培养经理人才，最后通过创办官营事业提供公共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没有一上来就搞立宪，明治宪法于明治二十二年（1889）才颁布，而帝国议会要到次年才成立。

而反观清末民初的我们，中国的政治精英把精力全部投注到宪政设计和思想启蒙，而对于赋税来源、商业人才培养、产业结构调整等现实问题，他们既一无所知又不屑了解。他们似乎并不明白，不是有了宪政才发展出商业，而是有了商业才发展出宪政；不是有了思想启蒙才需要商业扩张，而是有了商业扩张才需要思想启蒙。资本主义是一种走向商业体制的运动，在转型过程中会经历各种阶段，每个阶段都需要对应的组织架构与思想文化，这种配套要每隔一段时间升级一次，没有永恒的制度和思想，尤其在资本主义时代。高喊自由、平等、博爱的确很爽，也特别有范儿，但在一个既无商业基础有无自治传统还崇尚空谈的老大帝国里空喊这些有什么用呢？

维新就是搭桥铺路，让过去的人能走向未来，今天的我们可能需要《第五项修炼》，但一百年前人们只需要《论语与算盘》。

先进不等于正确，正确来自于智慧，而智慧建诸于对世情的了解。明治政治精英了解他们接手的政治遗产，他们以超级务实的态度和蓬勃奋发的精神为资本，写就了一篇刷新历史的资本主义传奇。

日本人不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民族，他们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那片狭小的土地已经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格局。然而，过犹不及，太过高瞻远瞩等于不切实际。从晚清至今，我们不断地在空中栽树，在沙滩建楼，结果荒废百年。其情有如戴季陶所言：“至于中国今天在政治上的人们，或是永不读书，或是读一句书，喊一句口号。政治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业，又岂是这样所能成的，真可叹呵！”等到胡适先生终于说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时，民国的知识青年愤怒了，义愤填膺地说：老师，你错了！

今天想想，到底是谁错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