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资本与主义
传统社会为农耕经济，其生产能力十分有限，分配依等级而定，故呈现为身份统治。现代社会为商业经济，其生产能力因分工与组织显著提高，分配由交易做主，故呈现为货币统治。
货币统治源于商业扩张，而商业扩张的前提是商人主导政治。因此，资本主义最初不可能产生于大国，它的发祥地是水城威尼斯，后一步步扩张至荷兰、英国、欧洲大陆、亚非拉美。
资本主义要想在一国确立，必先冲破传统社会之种种窒碍，包括体制、习惯、语言乃至信仰。各国冲破此等窒碍的力量和能力，依各自国情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遭遇资本主义之前，中日两国的政治体制和商业基础差别至大，这导致两国进入资本主义的路径迥然不同。
在明治之前，日本实行幕藩体制，地方具有高度自治权。在幕藩体制下，地方政府较中央政府更有效率，藩国之间互相竞争，藩主有推动本藩发展的动力。若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就不能仅仅依赖农耕经济，而必须开拓工商事业，经济因之而多元化。在江户时代，不论是幕府还是藩主都不向全民直接课税，其课税的单位为村庄，基层权威因之而崛起。德川幕府推行参觐交代制度，江户、大阪和长崎逐渐形成了庞大消费市场。在黑船来航前，江户的人口突破了100万，这就需要强大的后勤系统。幕藩将城市后勤交给商人打理，三井替幕府转运税款，鸿池替藩主经纪财务，回船（海上货运组织）替各地转运货物。在各大城市，批发商、运输商、准银行都已出现，商人之间还结成了行会。另一方面，藩主也成了某种形式的商人，他们以土地为依凭，指派武士或商人为其经理人，将大宗农产品贩卖至各大城市。藩主及武士还普遍向商人借款，商人也可以购买武士身份，进而分享统治权。
黄仁宇先生论及此间情形时说：“企业与政府一体合作，也使它们立于不败的地位。欧洲的王室在现代法制展开之前，经常对商人赖债。日本之封建政权则惯常以‘德政’的名义，一笔勾销侍级人士（藩主和武士）向商人之借款。只是在江户时代，各种企业既已与政府结不解缘，在体制上不可或缺，因之幕府为了本身利益计，也不愿商业遭受打击。所以德川时代‘德政’令只颁过两次，范围都极窄狭。非如此，初期资本之积累必受挫折。”
江户时代的商业是一种城市经济，黑船来航后，城市里的士族及町人纷纷破产，商人阶层也就跟着破产了。像三井这样的大商家在江户末期已濒于破产，其参加倒幕运动乃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西洋入侵后，士族和町人的生活水准大幅下降，他们对现实极为不满。士族是岛国的统治者，在江户后期，他们逐渐商业化和官僚化。士族要为自己寻找出路，而不拯救商人他们便没有出路。明治以后，亲商业的士族官僚获得了统治权，有些官僚自身就是商人，比如涩泽荣一。明治六年政变更是坚定了亲商业路线，食古不化的士族代表被赶出政坛。
明治新政府在废藩置县后推行地租改正、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在这三大政策中，地租改正的历史意义最为重大。在明治元年，新政府的财政收入仅占财政支出的12%，其余近九成靠发钞和借贷维持。若不能建立稳定税源，新政府就不能存活，更遑论比肩西洋。不管是殖产兴业还是文明开化，都需要投入巨额资本，但当时的日本没钱！不错，日本没有像中国那样与西洋大规模交战，因此没有背负大宗赔款，但开国之后，日本在对外贸易中产生了巨额入超，其黄金储备更是急剧减少。
资本是推动一切事业的原动力，资本主义之扩张全凭资本推动，没有资本便没有主义。当市场缺乏资本时，政府就要担当创造资本的角色，其手段无外乎发债和征税。当时，日本上上下下都没钱，对内发债行不通，而日本人又不愿对外举债，因此，征税成了积累原始资本的唯一途径。
明治政府之诞生源于城市经济之破产，因此本土工商业不可能担负税收之大宗。开国之后，洋人掌控了日本关税制定权，其税率极低，关税也不能成为财政之根基。新政府想来想去，除了向农村下黑手还真没什么办法。
随着地租改正的推进，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他们所交的货币税成为国家资本，被投入国营公司、交通通讯和教育事业。后来，连年亏损的国营公司被贱卖给具有政府背景的私人企业，经过商人改造，这些产业被逐渐做活并成为重要税源。在教育方面，新政府对学校进行了大幅改造，在“文明开化”的旗帜下，传统儒学被逐渐边缘化，西洋学科则成了主流。
在地租改正的同时，现代银行业也在涩泽荣一等的努力下迅猛兴起，其通过股份制和发钞权快速扩大了资本规模，然后将其注入各项朝阳产业。慢慢的，城市经济复苏了，本土商业税大幅增长，日本这盘死棋被逐渐做活。
在商业大步向前的同时，文化思想也跟着快速转变。传统儒学逐渐被市民抛弃，现代洋学成了文明标准。福泽渝吉在思想上为商业正名，积极传播重商主义价值观；涩泽荣一则写了《论语与算盘》，为商业交往提供伦理依据；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被译成了日文，经济学开始普及至民间；商法和民法也逐渐出台，商业发展有了制度性依据。
经过这一系列努力，城市经济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农村却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此时的城市如同沙漠中的绿洲，它的周边是贫困的农村，那里也是日本。这样的政治经济结构只能造就军政府：既以现代机构服务城市，又以独裁手段管制农村。于是，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应着历史的呼唤粉墨登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