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从走兽到飞禽
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是一个从走兽到飞禽的过程。走兽有别于飞禽，并不仅仅在于它没有翅膀，二者的组织结构有着根本区别。因此，黄仁宇先生才说：“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
走兽飞禽说很是形象，它能瞬间让我们理解问题的本质。所谓“传统社会”即指农耕文明，所谓“现代社会”即指商业文明，这种商业文明有着与农耕文明完全不同的组织、习惯和信仰。农耕文明并非千篇一律，各国因地理、天候和外交差异发展出不同政治形态。
中国是典型的大陆型国家，在黄河及天候的塑造下，她先是经历了一千年分封制，然后经历了两千年郡县制。日本则是典型的海洋型国家，它依凭重洋与大陆隔绝，在安全上有天然保障，无须中央集权，因此它长期处于幕藩体制。在遭遇资本主义之前，中日两国的组织结构相差至大，这导致两国在产业结构、文化形态和民族性格上截然不同。在维新竞赛中，我们与日本人并非站于同一起跑线，日本这只“走兽”更接近于“飞禽”。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的组织，有上层机构，有下层机构，上下之间还有中层联系。黄仁宇先生将民国前的中国社会比喻为“潜水艇夹肉面包”：“潜水艇”的上层是数以万计的官僚，大而无当，下层是数以亿计的农民，没有组织，中间的“肉”是儒家化的科举，简单粗陋。这个结构有很长的历史，到朱元璋时严重畸变，其后续影响及至今日。
明清两朝都有过辉煌时代，彼时的中国看上去十分强大。不过，只要仔细端详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帝国不过是雷同村落的庞大联盟。明清时的郡县与江户时的藩国不同，地方的长官乃是中央的使节，其职责是征收赋税、协调辖区并树立权威，其手中的工具不外乎文教。郡县的首长主要出来源于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的教材是儒家经典。儒学只论道德不重技术，这种学问塑造的官僚务虚而无能。事实上，明清两朝也不需要有能力的官僚，帝国之存在并不是为了富国强兵，而是为了免于分裂。那么，要如何使帝国免于分裂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均衡各地，让地方不具备反叛中央的能力。为此，朱元璋在当国后大肆打压各地富户，通过不断的暴力流血，朱皇帝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小自耕农国家，这种社会面貌此后再未完全改观。面对这种政治经济体制，地方的长官没有推动地方大发展的愿望，恰恰相反，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防止地方做大。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官会造福一方，对农商事业做较长久经营，但其目的不外乎征税和晋升。一旦他们获得晋升，当地的事业便与他们无关，其政策有赖于人身，因之而很难继续推进。中国的地方长官是皇帝的家臣，不是地方的宗主，其在地方的任期不过几年，犹如旅店之过客，这点与日本藩主至为不同。
明清两朝，地方官无心长治地方，地方的百姓又无权自我治理。朱元璋把中国塑造成了小自耕农联盟，资本很难从土地上积累，即便有也多被用于日常消费。帝国从骨子里抑制商业，商人凭借自身的勤劳智慧和冒险精神开拓生意，其经营的规模很小，获利也颇为不易，一不留神便会倾家荡产，即便赚到钱，也找不到合适出路。除了买房置地和挥霍一空外，他们能怎么办？没有资本的积累，也就没有商业的精进，交通、通信、银行、保险、律师、会计等配套服务也就无从产生。另一方面，帝国的主要阶层是小自耕农，他们之间缺乏隶属关系，也就因之不需要组织，讲究亲疏远近的儒学自然成了维系人际的圣经。儒学是一种家族哲学，帝国就是千千万万家族的联盟，科举成了联系帝国与家族的“宪法”。
在这样的体制安排下，地方陷于有系统的贫困，而民众失去了自我组织能力，中国被迫处于一种“存活”而非“发展”状态，而人口的暴增又使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在我们这个帝国，地方的发展并不依靠地方实情，而是听凭中央旨意。中央的决策在很多情况下依靠想象，这样的政治指令很难推行。在特殊时期，中央可以依靠道德标榜和武力压迫威胁地方，但这不能成为政治的常态。另一方面，帝国依靠权威而运作，这权威来自于儒家道德，即便中央的决策迂腐混账，地方也不能公开指摘。做为变通，中央在很多情况下默认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想来，这也是整个体制得以合理化的唯一出路。这种高度的中央集权使得整个帝国有规无章、华而不实。如果中央有较高权威，那它还能通过向下强压来维持门面，一旦中央权威不再，整个帝国便如泄了气的充气巨人立时瘫软。
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双双离世，没有人再能维持上层机构的权威。此时，下层机构仍然是兆亿无知的小自耕农。而在三年前（1905），朝廷下诏废止了科举考试，上下之间的制度性联系因之而截断，朝廷又未提供类似“建白书”的替代制度。更要命的是，满洲主政者——摄政王载沣——把汉臣集团的代言人袁世凯赶出了政坛。如此以来，中央政府既变成了聋子瞎子，又变成了孤家寡人，难怪晚清最愚蠢的政策都出自这一时期。
1912年，中华民国在“排满”和“共和”的旗帜下诞生。孙中山等人试图为中国嫁接一个西洋式上层机构，结果没有成功，这个体制因水土不服而流产。此后，袁世凯先是废弃了国会和内阁制，后又建立了君主立宪国体，他在这一系列表演中耗尽了民国最后的权威。此时，上层机构垮台，下层机构依旧，中层联系消失，各地军阀成了这青黄不接时期的主持人，中国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大分裂。
中国要想再度一统，就必须改组上层机构、整顿下层机构并重订上下之间的联系。这项工程之规模为人类历史所未有，其中任何一项都不可能短期实现，也无法避免大规模暴力，这几乎是一种命定的悲剧。
与日本相比，我们从“走兽”变身“飞禽”所经历的脱胎换骨注定更加痛苦，也更为漫长，它不可逆转且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