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没有出路
明治天皇崩御于1912年，大正天皇崩御于1926年；中华民国成立于1912年，北洋时代结束于1928年。明治时期相当于后鸦片战争时代，大正时期相当于北洋政府时代，昭和时期相当于蒋介石独裁时代。
中国近代史总给人某种压抑感，面对那一错再错的历史，即使最豁达的读史者也会生出几分幽怨，进而冒出许多“假如”：
假如1894年北洋水师战平日军，
假如1898年光绪皇帝变法成功，
假如1908年慈禧太后病体痊愈，
假如1913年宋教仁躲过暗杀，
假如1915年袁世凯没有称帝，
假如……
戊戌变法的失败和预备立宪的流产，恐怕是以上遗憾中最令人遗憾的部分，这两大事件给人以功败垂成之感。近些年来，不少历史作家撰文指点这两段历史，他们提出了清廷所犯的若干个错误，似乎只要不犯这些技术性错误，中国将如日本一样进入君主立宪的“美好时代”。
在甲午战败后很长一段时间，时人并不像今人这般反日，日本当时的角色是榜样而非敌人。当时很多中国人都相信，以我中华地域之广、物产之丰、人口之众，只要政体改革到位了，追赶小日本就跟玩儿似的。可惜，这种愿望在二十世纪始终没有实现，中日差距不但没有拉近反尔更远，于是中国人产生了深深的自卑感。日本人在民国建立后加紧蚕食中国，国人对日本人的怨恨感于此时生根，并随着中国的长期落后像野草一样疯长。
当下，若不能给予明治大正时期的中日历史一个合理解释，我们恐怕永远不能从那种畸形的自卑感和怨恨感中解脱出来。
在近代，中国始终是一个被动者，我们的行为陷入了“刺激——反应”模式。洋务运动就是应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反应，其目的很明确：借助西方科技提升中国军力。洋务运动的声势场面搞得颇为壮观，但其革新范围至为有限，甚至未涉及军制改革。所谓的“洋务”不过是“洋器”，所谓的“洋务运动”不过是花钱买西洋装备。在洋务运动初期，中国政治精英认为中体西用足矣，但随着运动的深入，一线大员逐渐意识到洋务运动的不足。
甲午战争充分暴露了中国体制的无能。从某种程度上讲，甲午之战不是中日之战，而是李日之战。李鸿章以其私人势力对抗整个日本，其惨败无可避免。
李鸿章用“裱糊匠理论”解释洋务运动的失败，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既然大清这座破房子已经难以修补，那就干脆把它拆了重建，不过地契不能换。戊戌变法在这种理念下展开，大张旗鼓地搞了103天，搞得鸡飞狗跳。康有为通过《日本变政考》将明治维新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光绪帝，但他刻意省略了戊辰战争，还篡改了多处史实，他让光绪帝误以为明治维新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
明治维新的过程充满了暴力，明治政府的诞生就是暴力的产物，其后暴乱不断，明治十年（1877）朝野双方还打了一场内战。这么大范围的变革，涉及各阶层浮沉，怎么可能你好我好大家好嘻嘻哈哈地就成功了呢？
洋务运动不能成功在于它不够深入，而戊戌变法不能成功在于它太过深入。若执行康有为的变法方案，则八旗绿营和文官集团全部作废，不但科举制要停止，农业税也要货币化。这等于是全盘否定现行制度，既然如此，还保留满洲皇帝作甚？
后人经常批评光绪帝懦弱，说这小子要是有种做了老慈禧，没准戊戌变法就成了。光绪之所以承继大统，是因为他是慈禧的外甥。坐上龙椅后，他既是慈禧的养子，又是慈禧的傀儡。光绪从小就被驯化成乖乖仔，他连选皇后都不能做主，他要是有主见早就被废了。更何况，光绪从小接受儒家教育，以自身孝道表率天下。在历史上，李世民杀兄弟，顺治帝杀叔父，康熙爷杀权臣，但有一个弑母的吗？整个帝国的人际关系靠儒学来维系，在价值谱系中，“孝”甚至比“忠”重要。假如光绪真的杀了慈禧，那他就自绝于天下了，又拿什么改革呢？
的确，四年后，老慈禧亲自将康梁政改全部拾起并付诸实施。可读者不应忘记，这一切都发生于庚子之后。黄仁宇先生说：“及至1900年夏天，上端成了一种专制魔王，既愚昧无知，又缺乏自信，下端则成了无法管制的暴民。”历史会为它自己寻找出路，1900年它借助八国联军降服了专制魔王和无知暴民。庚子之后的慈禧的确真心改革，她的理智告诉她：立宪是图存的唯一道路。不过，慈禧在临终前事实上推翻了预备立宪。在立嗣问题上，她排除了更开明、更能干的候选人，执意立一个娃娃为储君。试想，满洲贵族内部都不能分享权力，他们又怎么可能真心向外人分享权力呢？
孙中山早就看出满清之不可依靠，他在甲午战争当年就打出了排满旗帜。孙中山从小接受西式教育，他的英文很好，这就使他很容易接近海外华侨。孙中山的信徒都是社会精英，他们凭借一腔热血不断策划斩首行动，但无一成功。孙党逐渐认识到，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有所作为，于是他以思想为武器向清廷新军渗透。1911年，湖北新军稀里糊涂地引爆了反清大革命，而这支队伍是洋务运动领袖张之洞的政治遗产。在辛亥革命中，革命党并不是主宰力量，北方的袁世凯和南方的立宪派成了政治主角。
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经过太多流血，内战范围仅限武汉三镇，这个新政权与其说是打出来的，还不说是谈出来的。南京临时参议院依靠权谋强加给袁世凯一个内阁制，这个号称“最先进”的政体不但不能解决当时中国的问题，反尔使其更糟。袁世凯和孙中山又因宋教仁案而干戈相向，袁世凯借机解散国会修改约法，当起了终身大总统。袁世凯的独裁算不得倒退，当时正需要一位政治强人。可惜，袁世凯矫枉过正，他的称帝行动葬送了他的声誉和生命。袁世凯一生务实，临了虚了一把，这让人想起曹操的名言：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袁世凯是一个能干的官僚，但不是一个雄悍的独裁者。他缺少大久保利通那样的蛮不讲理和献身精神，他肩负了一个秦始皇式的使命，却改不掉八面玲珑的官僚习气。财政上的困窘更是让袁世凯英雄气短，他不得不向洋人伸手并向日本人低头。
北洋时代是一个过渡期，旧体制已经解体，新体制尚未确立，军阀们在各自的地盘里像黑社会一样维持着秩序。西方列强在这些武人中寻找着各自的代理人，他们也是这帮军阀的大债主。为了争夺地盘，军阀之间互相混战，这既消耗了他们的实力，又消耗了他们的威信。
孙中山以反军阀为旗号获得了民意，全国青年精英纷纷投奔广州黄埔，蒋介石又依靠政治手腕获得了本土金主的支持，南京国民政府这才有了号令四方的本钱。
1928年冬，东北军阀张学良降下了北洋时代的五色旗，升起了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中国在形式上再次统一。蒋介石可算个政治强人，与袁世凯不同，蒋是军人出身，他更加雷厉风行，而且具有献身精神。可是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蒋介石仍然难以替中国打开局面，他的政权甚至比不了1873年（明治六年政变）后的大久保政权。
回望历史：1898年，中国没有出路；1912年，中国没有出路；1928年，中国仍然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