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泽是一个重情义的人，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抛弃德川庆喜，相反他更加接近这位旧时代的化身。后来，涩泽荣一靠经商发了大财，他不但在经济上接济困窘的德川庆喜，而且不计成本地编撰《德川庆喜公传》，肯定“末代将军”的历史功绩。涩泽荣一在与德川庆喜交往时仍谨守“家臣”本色，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在涩泽荣一看来，德川庆喜不是夏桀商纣，他辅佐庆喜也不是助纣为虐，时代将他们推到了历史前台，他们一心一意地改革内政。为推动日本进步，他们连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难道这还不够吗？古语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涩泽荣一别的不清楚，他就知道在他落难的时候德川庆喜收留了他、重用了他，他怎么能与这样一位恩主划清界线呢？
涩泽荣一回国后创办了一家股份制公司，准备从事农肥和大米生意。就在这个时候，大藏卿（财政部长）大隈重信找到了他，希望他能到大藏省任职。涩泽的内心为之一动，但迟迟不能下决心，原因之一便是大藏省许多人反对聘用“前朝余孽”。然而，大隈重信吃了秤砣铁了心，似乎不挖到涩泽荣一不死心，大隈对涩泽是三顾茅庐、又劝又催。涩泽荣一被大隈重信的态度感动了，心想再不出山就是不识好歹了。涩泽荣一走马上任后担任了类似“发改委主任”的角色，到明治四年（1871）他已升任大藏少辅，位阶仅次于大隈重信。涩泽荣一参与了包括货币变革、地租改正、废藩置县与发行公债在内的所有重大改革，他的官运也亨通到了让人羡慕嫉妒恨的程度。
明治六年（1873），岩仓使团归国，出洋使团通过十月政变推翻了留守政权，大久保利通开始登台执政。涩泽荣一是留守派官员，他与井上馨都主张量入为出，因而与大久保的扩张性财政计划发生了冲突。涩泽荣一很明白胳膊拧不过大腿，绝望地他辞去公职回归商海。
（未完待续）
（正文接续）
涩泽荣一放着地位显赫的官不当，而非要下海经商，这一举动震撼了当时所有人！要知道，在当时，商人可不是什么好角色，在民众眼中那都是一些见利忘义之徒。涩泽荣一不理会公众的误解，他要重塑商人形象，他要推动商业发展，他要引领从商风气。涩泽荣一有一个梦想，梦想着有一天，日本首脑也像比利时国王那样为国家而推销。
涩泽荣一下海后创办的第一家企业是第一国立银行，这是日本第一家银行，虽名“国立银行”，但却是彻头彻尾的私人企业。涩泽荣一亲任银行总监，他在该行有股份但却远非大股东。在开业初期，第一国立银行的主要业务来自政府，这不是涩泽想要的业务，在他看来，当红顶商人不算本事，对国家发展也无大益，殖产兴业的根本在民间，民富则国富，民强则兵强。涩泽荣一开始积极寻找可堪扶植的行业，他积极参与创办了王子造纸会社、东京铁道会社、东京瓦斯局等企业，他还把生丝行业的贷款业务从外国洋行那里抢了过来。到明治宪法颁布时（1889），第一国立银行已成长为银行业的老大，其业务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民间储蓄超过了公款储蓄，其金额是公款储蓄的十倍，企业也都习惯了有银行的现代生活。
涩泽荣一以银行业为依托，逐渐进军纺织、海运、铁路、煤气、造纸、建筑、矿山、报纸、化学肥料等行业，他在纺织和海运领域取得了相当了不起的成绩。涩泽荣一以火箭般的速度缔造了一个商业帝国，其名下企业高达500家之多，包括东京证券交易所！涩泽荣一在自己发财的同时也关心同行，尤其是银行业，这也使他成为了全国商业领袖。
涩泽荣一培养了大量商业人才，他引进了股份制公司（即“株式会社”），他还撰写了《论语与算盘》，他升级了日本商业的软件和硬件，因此被后世奉为“日本实业之父”。
涩泽荣一的传奇不是个人传奇，而是民族传奇、时代传奇，这样的传奇在中国是写不出来的，包括今天。
在明治维新时代，像涩泽荣一这样的企业家群体开始崛起，他们出身不一、风格各异、派系相左，但他们都取得了巨大商业成功。这些商业大亨的发家史刺激着平头百姓的神经，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抛弃旧日偏见投身商业大潮，他们既是为了发财，也是为了报国，他们改变了国家，改变了民族，改变了时代。
英国近代作家赫伯特·威尔斯在《世界史纲》中这样评价明治维新，他说：
“这些事件给予日本人的耻辱是强烈的，看来好像日本民族所以得救大半由于这种耻辱。他们以惊人的精力和智慧着手想把他们的文明和组织提高到欧洲列强的水平。在全部人类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当时那样的大踏步前进过。1866年（威尔斯出生的年份）它还是一个中世纪的民族，是一幅极端浪漫的封建制度的古怪漫画；1899年它已是一个完全西化了的民族，同最先进的列强位于同等水平上，并且比俄国还先进得多。它彻底消除了亚洲是不可挽救地、无望地落后于欧洲的信念。它使欧洲的一切进步相形之下显得是缓慢的和暂时的。”
（第二章「旧邦维新」结束）
第三章：务虚变法
1.黄龙坠落
明治维新在中国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提起它，但每次提及都是浮皮潦草。我们似乎并不想搞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只想利用它来敲打当局和民众。自康有为起，我们总喜欢把明治维新讲成一个道德故事。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是这样描述这个故事的：“日本之为政，盖深得西法之奥也。观其敕誓之言，兢兢乎忧国危亡，恶守旧之阻挠，发维新之大号，去尊贵之积习，恶上下之相离，视国民皆一体，采良法于万国。言重意长，谆谆反复，诚心感动，百官动色，誓死相从。是皆日主发愤之一心，而成今日富强之大业也。”诚然，明治政府的确比大清王朝更勤政、更清廉并更富责任感，但若把日本在近代的崛起与中国在近代的沉沦主要归因于道德则与史实不符。近代日本人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维新成功，是因为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比同时代中国人所面对的要简单得多，他们具备构架资本主义的基础，而我们一穷二白。
要看懂日本的明治维新，就必须对比中国的长期革命。只有做全局性对比，我们才能知道中日异途的本源，也才能明白我们到底有没有荒废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