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戊辰战争中，老百姓站在了新政府一边，他们为政府军送水、送返、送酒，当人们遇到政府军时，无论男女老少都主动让路，并向武士们致敬言谢。可以说，政府军是在万民欢呼中入主东京的。老百姓之所以那么恨幕府，最主要的原因是幕府打开了国门。幕府站在了时代的一边，也同时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这是一个难解的政治困境，新政府能不能解开这困境就看它的能耐了。
当明治天皇于1868年11月入主东京时，东京的市民和农民夹道欢迎，顶礼膜拜。在那个冬天，东京全城狂欢，人们张灯结彩，天皇下赐鱼酒，百姓把酒言欢。那场景如歌中所唱：“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真高兴，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哟么哟么哟呵哟嘿……”
大伙儿为什么这个高兴呢？因为人们觉得天皇当政了，好日子该来了。
当日的日本人普遍支持攘夷，“攘夷”之所以被提为政治口号不是没有来由的。新政府夺权的理由是要“王政复古”，在老百姓看来，这就意味着要回到过去，回到那闭关锁国的美好年代。
然而，倒幕派一上台就背叛了“攘夷”理想。在戊辰战争一开始，新政府就照会西洋五国，声言尊重幕府与各国签订的条约，并承诺今后继续开国通商。
新政府的主力军是外样大名和下级武士，外样大名渴望翻身做主人，下级武士希望有更好的机会和待遇。商人、农民和洋人后来也参与了进来，商人想要推行重商主义，农民盼着减少租税，洋人则希望扩展生意。人民盼望着建设一个新的日本，一个让他们活得更好的日本。
1869年夏，随着政府军占领北海道，日本全境统一。明治新政府可以着手建设新日本了。
建设新日本，靠什么呢？
人们很快就发现，戊辰战争的胜利是两手空空的胜利。德川幕府是被推翻了，可眼下的局面比江户时代又强多少呢？
日本作家久米正雄在《伊藤博文时代》中描述了此间情形：
“诚然，幕府倒了，大权归于朝廷了。但是这个朝廷依然没有实力。第一，朝廷没有兵力，现在的征东军队都是从勤王诸藩借来的。第二，朝廷没有金钱。第三，朝廷又没有实际的政权。因为各藩主拥有土地、人民，各自在自己的藩地中行使政权，任意管治，任意征取赋税。并且各藩彼此窥视动静，在惶惶不安之中，都想保住本藩的每一寸土地。至于对付西方列强的国策，却谁也没有功夫考虑。这样简直不能称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
德川幕府之所以被时代抛弃是因为它解决不了问题，它有自强的愿望，但却没有这种能力。不过，德川氏在幕末时仍能凭借余威推行政策，而新政府连这种余威也没有。新政府的根基太浅，它的权威来自于天皇，可人们把天皇当回事才几年呢！参加倒幕的藩主都明白，“尊王”是为了对付共同敌人，是权宜之计；而如今，共同敌人没有了，还“尊王”作甚呢！
在戊辰战争前，全国有260多个藩，战后则多出了十几个，因为幕府的直辖领地分裂了。在新旧交替之际，对各藩藩主而言，保住到手利益是最重要的。万一天下再变，他们也能有足够的筹码应对新战国时代。
这些藩主是极端自私的，这也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要知道除德川幕府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敌人——西洋五国，而这个敌人绝不是靠诸藩联盟就能击败的。现如今，德川幕府是不存在了，但藩国仍然存在，它已成为新时代的绊脚石。
在明治政府成立时，日本约有人口三千万。其中，天皇是一家，公卿若干家，公卿附庸于天皇，可视为一大宗。另外，全国有三百多藩族，四十多万武士，武士的家属有一百五十多万，所以整个士族阶层有近两百万人。剩下的是最大宗的人口，他们是农民、工匠和商贾，其中农民最众。
在这三千万人口中，士族中的下级武士是最活跃的政治力量。下级武士年轻、有活力、有冲劲，他们尊王攘夷既是为民请命，也是挥洒青春。他们之所以“攘夷”，不是因为他们多么信仰“闭关锁国”，而是因为他们觉得那样是建功立业，是救济生民，是保卫日本。然而，当他们与洋人交手后，他们放弃了“攘夷”理想。残酷地现实让这些愤青明白一个道理，“夷”是“攘”不走的，他们的前途、百姓的命运、日本的出路只能在开国的情况下寻求。幕府不是亡于开国，而是亡于无能！
6.走向中央集权
中国的文明史大体可以分为三段，邦国时代——帝国时代——民国时代。周公开启了邦国时代，嬴政开启了帝国时代，孙文开启了民国时代。邦国时代的政治特征是分封制，帝国时代的政治特征是郡县制，民国时代的政治特征是代议制。与邦国时代、帝国时代相比，民国时代太过短暂，其还处于婴儿期，因此，中国的代议制还处于极初级阶段，两岸三地都是如此。
帝国时代之所以取代邦国时代，民国时代之所以取代帝国时代，并不是由于嬴政和孙文个人多么雄才大略，而是由于当时的政治体制解决不了当时的社会问题，时代需要一种新体制、一场大变革，嬴孙二人不过是历史选中的代理人。
当日本打开国门后，幕藩体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幕府当局使出了浑身力气，但仍把国务搞得一塌糊涂。外样大名、下级武士、天皇公卿趁着这股乱乎劲儿，以“尊王攘夷”为旗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倒幕运动。在一开始，倒幕派并不明白他们的时代使命，所以他们才会反对开国并与洋人开战；及至戊辰战争，倒幕中坚力量已彻底成熟，他们不但放弃了“攘夷”主张，而且很支持开国通商。这没什么难理解的，人是会成长的，族群也是会成长的，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
到戊辰战争爆发时，明治政府与幕府当局在开国问题上没有分歧，两股政治力量都想师夷长技以自强。既然大家政治目标一致，那大家应该合作才对，又为什么非要你死我活呢？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事纷争，外样大名与幕府当局是对老冤家。德川氏，你也有今天，老孙让你压在五行山下快三百年了！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孩儿们，跟俺老孙大闹天宫去！
德川幕府的覆亡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今儿你把反对派压得有多狠，明儿你就死得有多惨。不过很可惜，日本人没能悟出这个道理。事实上，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德川家康，他们都防着所有人，他们都把对手往死里整，结果把“大日本帝国”给整没了。
倒幕派推到了德川幕府，他们建立起了明治皇朝，他们赢了，赢的速度超乎想象，他们还没来得及借战争撑起足够权威，战争就结束了！这让他们一时不知所措，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失落。他们赢了吗，如果赢了，那他们赢得了什么呢？
倒幕派中的明白人很快意识到，戊辰战争的胜利并没有为他们赢得建设新日本的足够筹码。要建设新日本，就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这个新政府要能约束地方，并有能力执行改革方案，不能像德川幕府那样连水户藩都管不住、连长州藩都治不了。可眼下呢，新政府要钱没钱，要权没权，要兵没兵，空壳一个。一个皮包公司还想搞实业，别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