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提到，日本3/4的土地被德川家康分成了260多小片。这每一小片都自然形成了一家“公司”，幕府就是这260多家公司组成的联盟。德川幕藩制的缺陷在于，除幕府直辖区外，各藩的辖区都太小，各藩是可以自治，但却无法做大做强，而这正是德川家康希望达到的目的。这种体制很小家子气，其虽可以积累资本，但无法积累大资本，其虽可以形成组织，但无法形成大组织，进而影响到全局的架构。
幕府只是一个更大的藩，它不是全部藩的所有人，天皇才是，而天皇的朝廷早就被架空几百年了。因此，幕府只能用一种非全局性的办法来统合国家，它采行的办法是非组织性的，包括以藩制藩、参觐交代和特务统治，这种办法简单粗陋，其只可能有效于一时而不能行之久远。
江户幕府是一个和平时代，随着承平日久，农业逐渐发展起来，从农业中溢出的财富和劳动力涌向工商领域。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下层组织的发展，也促进了不同区域的联系，但给粗陋的幕藩体制带来挑战。西南雄藩临近通商口岸长崎，这些藩较其他藩更重视商业，其在天保年间推行了适应潮流的经济改革，因而获得了更强的实力。幕府当局对商业的发展十分抵触，它的“文治”改革倾向于向后退，倡导全国退回到商业不发达状态。但是，幕府当局又不具备逼退日本的坚强决心，于是当权者只能听任“世风日下”，他们的“文治改革”也就沦为了空谈，而这严重损害了幕府的权威。
我们必须看到，日本在开国前其下层机构已存在组织，虽然这组织还相当粗陋。当时日本的经济有货币的影子，但不完全靠货币推动，其也没有民法、银行、会计等制度。当时日本经济发展所依凭的，乃是僵化的土地制度和身份制度。在幕藩体制下，藩国土地为幕府分封，也就因之不能买卖，藩主之间不可能搞兼并，其财富的总规模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另一方面，藩国的土地是藩主的，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他们只是藩主的佃农，他们无权买卖土地，也就无法靠土地积累资本。幕府所实行的身份制度把农民死死地绑在了土地上，这一方面限制了农民的向上流动，另一方面加剧了全国人口的增长，要知道，自古以来就是越穷越能生。我们看到，江户时代的土地与身份制度限制了资本与劳动力的发展，各藩国向前发展的动力也就因之不足，其不具备改组下层组织的愿望。
不过，在遭遇资本主义前，日本最大的问题还不是下层机构粗陋，而是上层机构缺位。幕府几乎算不上一个组织，它至多能协调藩国关系，而无法在整体上给日本以出路。幕府的衰微是经济发展的后果，“天保改革”显示幕府要向后退，而日本要向前走。若不是佩里叩关，我们不排除幕府在逼急了的情况下，有用武力逼退日本至商业不发达状态的可能，但资本主义的入侵使这可能化为乌有。
面对资本主义入侵，日本亟需创建一个上层机构，以为整个社会建构中层联系，包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文教，使上下一体联为一体，就像一家公司那样运转。当倒幕派统一日本后，这种民族渴望有了实现的可能，明治天皇也就成了上层机构的总象征。
明治天皇的上台乃时势所致。将15岁的睦仁拥戴为国主的不光是下级武士，还有本土商人与西洋诸国，而后两者是更重要也更关键的力量，因为打仗就是打钱，如果本土商人与西洋诸国不支持新政府，新政府怎么可能打赢呢？但大家不要忘了，本土商人和西洋诸国起先都是支持幕府的。
在开国之后，幕府的确痛定思痛决意师夷自强，所以井伊直弼这样的强人才能上台。井伊为了压制攘夷派，扫除开国障碍，甚至不惜大开杀戒。安政大狱显示了井伊的急躁，但怎成想，井伊的反对派比他更没有耐心，他们不但在樱田门外行刺了井伊，而且把政治纲领做了180度大调——不“攘夷”改“倒幕”了！井伊死后，幕府加速沉沦，当局甚至考虑与天皇的朝廷“公武合体”（即“公家/朝廷”与“武家/幕府”共治天下），企图通过天皇的神圣来提振幕府的权威。可结果呢，幕府的权威没提振，天皇的神圣却加强了。此后，幕府再难有任何作为，它连“开国维新”的政治使命都被反对派抢走了，它活下去的唯一本钱就是手头那点兵了，而这本钱在戊辰战争一开头就输光了。真是天亡幕府啊！
本土商人，尤其是三井、鸿池这样的特权商阀，本来是幕府的附庸，但它们一见幕府军兵败京都就抛弃了幕府，转而支持新政府。西洋五国本来与幕府当局合作得很不错，不过，幕藩战端一起它们就作壁上观，还不忘向双方卖武器，法国卖给幕府军，英国卖给政府军。近代日本人把洋人称为“鬼畜”，鬼畜们用行动诠释了他们的信仰：“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4.孝明天皇之死
日本近代史是从孝明天皇开始的，佩里叩关那一年孝明天皇22岁。孝明天皇生于1831年，名叫“统仁”，9岁时被立为太子，15岁时即天皇位。前文我们提到过“安政五国条约”和“安政大狱”，这“安政”二字是孝明天皇的第三个年号，他的前两个年号分别为“弘化”与“嘉永”。在明治天皇之前，一代日本天皇可以使用多个年号，孝明天皇一生总共用过七个年号。“嘉永”时期为1848年到1854年，“安政”时期为1855年到1860年，其分界点为1854年，这一年佩里将军率黑船再次来航。
年号纪元为中国政治传统，始于周朝，后为日本所效仿。年号集中反映了统治者的心意，或向天祈福，或自吹自擂，或兼而有之。安政，顾名思义“安定政局”。然而，安政时代的政局实在不安定。在这短短五年中，幕府与西洋诸国签署两轮五国条约，一次在安政元年（1854），一次在安政五年（1858），安政二年（1855）秋江户发生了大地震，安政五年（1858）井伊直弼上台，不久便有了“安政大狱”，安政七年（1860）发生了“樱田门外事变”，之后便改年号为“万延”，再之后又改了三次年号，分别为“文久”、“元治”和“庆应”。孝明天皇每次改年号都是为了去霉气，由此看来日本人也有“冲喜”传统，不过孝明天皇改年号没有带来好运气，日本在开国后越来越乱，并最终爆发了日洋冲突和国内战争。
弗洛伊德说过，梦越是做得美丽，现实越是残酷。孝明天皇的一辈子可以用“悲催”二字来形容，他亲身感受了资本主义摧毁传统社会的巨大能量。孝明天皇是一个守旧君主，他讨厌开国、痛恨西洋，他渴望回归闭关锁国状态。孝明天皇热心支持攘夷运动，他曾经质问德川家茂，说：你身为“征夷大将军”究竟何时才肯征夷？
孝明天皇的排洋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对他而言，洋人带来的只有混乱和麻烦。不过，孝明天皇也清楚，洋人可不是好对付的，连幕府都惧怕洋人。唉，这帮鬼畜，真是让人既恨又惧还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