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认可“国民性”学说，因为如果认可了这种学说，就间接认可了人种主义，也就必然得出这样一个谬论，即我们这个民族天生就有病！有病就得看病，就得改造国民性，甚至得改良人种！同志们，这是希特勒干的事好不好！
人种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泛道德主义，它把一种技术问题强行解释为一个道德问题，然后用解决道德问题的办法去解决技术问题。这就如同给一台死机的电脑上伦理课，然后期待着这台电脑能良心发现，进而能恢复系统至正常，这不是瞎掰嘛！诸君试想，改革开放得以成功，难道是因为我们狠抓了道德教育，抑或是全力改造了国民性？
泛道德主义是一种毁人不倦的思想，它已渗透进各种学说，儒学、马克思主义、极端宗教，甚至民主人权学说，美国今日之困境即拜泛道德主义所赐。在这个世界上有道德问题，但不是所有问题都是道德问题，尤其是政治和经济问题。一个干部贪污那是道德问题，全国的干部都贪污那就不是道德问题了，也就不能用解决道德问题的办法来予以解决了。
好了，闲言少叙，我们书归正传。接下来，笔者要解释近代日本为何会迅速统一。
笔者曾经看过一幅1570年的日本地图，当时日本正处战国末期，笔者将这幅地图与德川时代的地图做了对比，发现战国时的藩国非常少，每个藩国的领地都很大，虽然各藩之间有大小，但不至于像德川时代那样一家占1/4，其余3/4被分成260多小片。日本战国时的行政区划很大气，不像德川时代那样细碎，这样的政治版图不容易统一，各藩能在长时间内保持均势。这种情形与秦统一中国前的情形十分类似。在这种政治格局下，你得熬时候，用时间换空间，“剩”者为王。最终要的是，战国日本没有外敌入侵，只有倭寇越洋祸害邻国，所以它能保持长期分裂。
幕末时代与战国时代完全不同，时代背景不同，版图区划也不同。德川幕府的崩溃根本原因是它适应不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出现将维系德川幕府的一切根基都摧毁了。德川幕府的灭亡的表象是德川氏统治的崩溃，而其本质是幕藩体制的终结。这场革命的意义不是王朝更迭，而是社会剧变，是资本主义战胜农耕文明。资本主义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它促成了日本迅速统一。
在版图上，德川家康把国家切成了小肉丁，他阻止出现任何稍大集团，而他自己坐拥全国1/4的土地。在这种行政区划下，单个的藩就算有造反的心，也没有造反的能力，既没有这种财力，也没有这种人力。要造反只能诸藩联盟，而这几乎没有可能。前面我们讲了，德川家康实行以藩制藩，他让亲藩大名和谱代大名监视外样大名，并将他们混杂相间，而且幕府在地方派有特务，你怎么联合？这跟中国的战国七雄还不一样，你根本连“合纵”的机会都没有。在幕末时期，真正结成结盟的只有两个藩——萨摩和长州，还是在1866年（戊辰战争的前两年），还是秘密进行的。
德川家康的这笔政治遗产非常不容易导致内战，而一旦发生内战也非常不容易导致分裂，尤其是长期分裂。
1868年，天皇宣布“王政复古”，朝廷与幕府展开对决。伏见·鸟羽战役是双方对决的第一个回合，政府军以寡敌众战胜幕府军，朝廷方面人心大振，而幕府方面士气尽丧，将军德川庆喜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最后拱手让出江户城。如此以来，西南雄藩、关西京畿和幕府直辖归于天皇所有，这些土地占三岛土地的约3/4，而且是最富庶地区。未统一的地区只剩东北和虾夷（北海道），一个是老少边穷，一个是化外之地，其根本不具备对抗新政府的能力，此时日本已没有长期分裂的可能。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区域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自然和地缘造成了原始不平衡，国家规划带来的新的不平衡。德川家康选江户为大本营，后强制大名来江户“参觐交代”，江户一下子就繁荣起来了。很快，江户的繁荣带动了德川领地的发展。德川氏有全国1/4的土地，其位置集中于关东，此外还直辖关西的京都、大阪和西南的长崎。在开国前，幕府辖区已整合为一个统一大市场。
由于幕府坚持闭关锁国，西南的长崎成为日本唯一的通商口岸。西洋诸国透过荷兰，朝鲜、东南亚透过中国与日本贸易，长崎成为全日本的洋货集散地，它不仅成为幕府辖区的供应商，而且带动了西南诸藩的发展，尤其是肥前、长州、萨摩和土佐，这一地区商人的思想较其他地区的超前，其藩主视野更为广阔、思想更为开明。但是这一地区的藩主多为外样大名，他们在本朝极不受待见，属于被监视的政治边缘人物，他们因之形成反叛传统。
叛逆的西南雄藩为倒幕运动提供了战争动力，他们利用民众对开国的不满迅速占领关西和关东，这就使全国主要经济体连成一片。此时，新政府的主要敌手已不再是幕府残余，而是西洋诸国。自开国以来，洋货和洋币迅速冲垮了本土产业，士农工商纷纷破产，各藩难以单独招架如此挑战，他们必须联合起来才能自存，统一也就成了大势所趋。
3.藩国自治与幕府解体
近代日本得以迅速统一、得以立时维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社会的组织架构易于改组，这一点与近代中国非常不同。
一直以来，我们认为日本与中国很像：我们用汉字他们也用汉字，我们有皇帝他们也有天皇，我们重儒学他们也重儒学，我们是黄种人他们也是黄种人，我们还普遍认为他们是“三千童年童女”的后裔。这种“同文同种”的表象带给我们一种错觉，感觉“日本就是一个缩小版的中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缩小版的中国”是朝鲜，不是日本。如果我们非要把日本和中国作比的话，那日本更像是先秦以前的中国，即邦国时代的周朝。
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政治最大的特征就是藩国自治，这与西周时代的分封制十分类似，而与秦汉之后的郡县制迥然不同。藩主并不是幕府的雇员，而是地方的宗主，他们的身份是世袭的。藩国是藩主的私产，藩主对藩政拥有完全的支配权，各藩的赋税、司法、人事由藩主自行决定，藩主甚至拥有自己的军队！藩国与幕府之间不是隶属关系，而是臣服关系，这很像美国的联邦制。
正因为藩国的所有权是藩主的，所以藩国才可以自治。在一藩之内，藩主负责组织生产，农工负责制造，商人负责贸易，武士中的一部分负责经理，另一部分负责安保，这俨然就是一家公司嘛！再加上幕府定死了每个人的身份，士农工商一经确定不可转换，这就促使一藩之内逐渐形成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这种结构与我们今天的公司治理结构如出一辙。金字塔结构是一种高效的组织，它可见于公司亦可见于军队，近代日本能快速统一并立时维新在很大程度上是拜这种社会结构所赐。有读者可能会问，你的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呢？且听笔者慢慢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