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伊直弼瞧不起尊攘派，这也是他不与之对话的原因。这事很正常，诸君试想，李鸿章能瞧得起义和团吗，袁世凯会跟“拳匪”协商吗？
井伊直弼是日本的当国者，于他而言攘外必先安内。全日本只有众志成城，才能自存图强。至于个人的生死荣辱，在所不论了。
事实上，在遇刺前，井伊直弼的近卫家臣已有不祥预感，井伊的友人矢田藩的藩主松平信和也跑到江户来拜谒井伊。松平向井伊报告了刺杀策源地——水户藩——的严俊形势，他力劝井伊赶紧辞职：老哥，咱别当官不要命啊！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是连命都丢了，咱还拿什么开国自强啊？井伊对松平微微一笑，回道：“人各有天命，刺客果要杀我，纵然如何戒心也有隙可乘。”这句话说得在理，但松平的劝也在理。松平不死心，于是改谏道：不辞职也行，务必增加护卫，六十人真不够！井伊还是没听松平的劝。井伊固执也有他固执的道理：幕府对大老的护卫人数有明文规定。江户日本是一个森严的等级社会，臣民对等级的绝度服从是幕府统治的根基。如果幕府的首席执行官都都带头破坏国法，那国法的尊严何在，德川氏的统治又如何继续？
井伊直弼为自己的固执付出了代价，一代政治强人身首异处，死后仍遭人唾骂。显然，井伊不是一个儒家式的君子，可谦谦君子能挽狂澜于既倒吗？井伊也不是一个袁世凯式的枭雄，他不会左右逢源，人缘也不好，谋略更不行，更要命的是不知进退。井伊太过急躁，他恨不能立即收拾河山，谁挡他他灭谁！有意思的是，井伊的性格和他政敌的性格极为相似。换言之，井伊不是一个武士的异类，而是一个武士的典型。井伊以一种决绝的、不可妥协的姿态立于幕末岁月，为德川幕府擎起了最后的权威。
“樱田门外之变”震惊了朝野，街巷茶肆、乡村田野都在议论。幕府先是宣布井伊直弼没有死，只是受了重伤，然后在稳定了内部局势后展开大搜捕。除此之外，幕府还对暗杀策源地水户藩、关西的京都以及“尊攘派”老巢——西南雄藩——施加政治高压。
幕府的高压政策未必专为井伊直弼复仇，井伊的死对继任者没什么坏处，幕府之所以这么做着眼于两点：
一、幕府是一个依靠权威运转的中央联盟，一个地方小藩就敢策划暗杀中央首脑，如果默认了这样的事情，那今后幕府权威何在，谁还敢当这个大老，将军又如何号令天下？
二、樱田门事件是一个更大政变的开场，尊攘派的整个计划是，先于樱田门斩杀井伊直弼，再于横滨火烧洋人商馆，后于京都屯驻三千萨摩武士，在三件事做完后，关东关西遥相呼应，一举而推翻德川幕府。
这还了得，想灭我基业，我灭你肉身！德川幕府已经被尊王攘夷派逼到了死角，他们已退无可退，大家只能你死我活。再者，尊攘派把“尊王”和“攘夷”搅在了一起，这就把幕府和洋人逼到了同一个战壕。幕府所没想到的是，它的战友那么快就叛变了。老兄，我对你不薄啊，你咋把我给卖了？
在诸藩看来，你幕府先是引“洋夷”入室，祸乱国家；接着兴“安政大狱”，荼毒同僚；这又搜捕“刺贼壮士”，枉杀忠义，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诸藩与你幕府不共戴天！
唐太宗教导我们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幕府是舟，民心是水，聚民心不易，失民心可快了。仇恨幕府的人越聚越众，不满幕府的藩越来越多，而日本天生就存在二元政治中心，即关东的江户和关西的京都。将军失道等于天皇得道，江户沉沦等于京都崛起。失势的武士们群聚京都，天皇成了“聚义”的大旗，新仇旧恨到了算总账的时候。历史与现实都推动着日本走向天皇制，日本将在这种天皇制下脱胎换骨，彻底走向资本主义。
（第一章「黑船来航」结束）
第一章年表
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
1830年：天保元年——京都地震——淀川洪水——全国饥荒
1853年：佩里叩关
1854年：《神奈川条约》签订
1858年：井伊直弼即大老位——《安政五国条约》签署——安政大狱
1860年：樱田门外之变
1862年：生麦事件
1863年：萨英战争
1864年：第二次长州征讨
1867年：孝明天皇崩御——睦仁即位
1868年：王政复古——伏见·鸟羽战役——《五条誓文》发布——戊辰战争推开——江户改名“东京”——改元“明治”——虾夷共和国成立
1869年：明治天皇迁都东京——虾夷共和国覆灭——版籍奉还
1871年：废藩置县
第二章：旧邦维新
1.知彼——知己
在德川幕府建立前，日本曾经历过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战国时代”，当时政局纷乱，群雄割据。在对西洋开国后，日本的政局也曾出现动荡，朝野双方还打了一场内战，但这场内战只持续了一年半，九州、四国、本州仅历九个月便归于一统！近代日本没有再现战国时代，没有出现民国式军阀割据，相反，它跑带颠地搞起了明治维新。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日本人走得那么顺，而我们中国人走得那么背？在近代，是什么把日本人粘合在一起，并推动他们进入了资本主义；又是什么把中国人彻底打散，并促使我们跌入了混乱无道？
这是个重大历史谜题，要回答这个谜题需要对中日历史有通盘视野。笔者所指之“通盘”既指历史之纵深，又指历史之剖面。就历史纵深而言，一个日本近世历史的写作者不应就明治维新谈明治维新，就大正民主谈大正民主，就昭和圣战谈昭和圣战。昭和圣战与大正民主及明治维新是有联系的，明治维新与德川幕府及更早世代也是有联系的。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历史视界放得更宽，我们发现，在近代以前，日本的历史也不是孤立的，它与东北亚历史有重要关联。做为一个热爱历史的人，我们应该首先意识到这种联系，然后把它揭示出来，进而构建一个宏观图景，以便于我们观察日本、认识自我、思考未来。
很显然，笔者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历史课题，其答案非本书所能穷尽，其任务非一人所能完成，笔者只是做一种尝试，以抛砖引玉。
笔者之历史观深受黄仁宇先生之影响，黄仁宇先生提出了“大历史观”，并以成名作《万历十五年》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他对“资本主义”之了解令人钦敬艳羡，他对各国从传统社会转型至现代社会的铺陈分析令人折服。黄仁宇先生曾经呼吁现代历史写作者以大历史的视角重写各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然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笔者也很少看到这种尝试，更多的是猎艳猎奇、白话转译、惊悚毁观。历史成了侃大山，没有关怀，没有反思，没有智慧。看看今天的史书吧，官方的史书在说教条，草根的史书则在讲笑话，要么一脸死相，要么没个正行，前者可以帮助睡眠，后者可以打发时间。然而，人生是用来打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