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复古发生后，幕府大为震惊，它赶紧组织军队绞杀新政府。1868年1月27日，幕府军与天皇军在京都近郊的鸟羽、伏见遭遇，幕府军约有1.5万人，天皇军则只有5000人，但就是这5000人打败了三倍于己的敌人，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胜利。大将军德川庆喜在战败后经海路逃往江户，他连京都的邻区大阪都抛弃了！老兄，大阪可是商业大都会啊，兵家必争之地，交税大户！大阪您都不要了，您还想保江户？

1868年在农历为戊辰年，伏见·鸟羽战役揭开了戊辰战争的序幕，倒幕运动进入**阶段。政府军在伏见·鸟羽的表现为他们赢得了荣誉和支持，政府军名声大噪，士气因之大振，这为新政府奠定了重要根基。不过，光有军事上的胜利还不成，还得有道义上的权威。于是，新政府于戊辰年4月6日以天皇名义发布《五条誓文》，其文曰：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

四、破历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显然，这是一份“政治正确”的政纲，它以天皇的名义昭告天下——日本要改革开放了！

《五条誓文》发布后，政府军开始进军江户，一个月后（1868年5月3日）无血进入江户城。幕府首脑德川庆喜被政府军软禁，幕府顽固派则逃往东北。所谓宜将剩勇追穷寇，政府军趁锐气正盛穷追幕府残余，它打败了奥羽越列藩同盟，占领了东北诸藩。至此，全国仅剩一股幕府势力——虾夷共和国。

虾夷就是今天的北海道，在当时是日本的化外之地。虾夷共和国成立于1868年12月，其首都设在函馆，该政权为幕府海军将领槺疚溲锼ā本武扬有八艘军舰，他在江户易主后率舰队攻占虾夷，有四千名遗臣武士和三千名法籍官兵（法国当时支持幕府）跟随槺咎拥较阂摹Ｎ砻髡ㄉ矸荩瑯本政权对外称“虾夷共和国”，对内称“虾夷德川将军家臣武士团领国”，槺疚溲镒匀喂埠凸芡场Ｏ匀唬瑯本武扬想要与明治政府分庭抗礼。

不过，槺疚溲锊皇歉龊康埃雷约好槐厩牡南阂脑趺茨苡敫皇娜嚎购饽兀坑谑牵瑯本武扬在坚守了125天后于1869年6月26日向政府军投降，虾夷共和国不复存在。虾夷共和国的覆灭标志着戊辰战争结束，日本全境统一于天皇名下，统治日本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德川幕府彻底灭亡！

1868年7月，新政府将江户改名“东京”，设为帝国首都，并定于次年春迁都。同年8月27日，天皇睦仁在京都举行即位大典，9月8日新政府为睦仁选定了年号，并于当年改元。

日本天皇的年号均取自中国古籍，睦仁的年号为“明治”，此二字取自《周易》，其文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明治时代开启后，新政府继续革除幕藩体制。明治二年（1869）推行“版籍奉还”，将藩主由领主变成公务员，剥夺其世袭权；明治四年（1871）实施“废藩置县”，将藩主又由公务员变成贵族，剥夺其行政权，将藩地变成郡县，剥夺其自治权。至此，在日本存续了近七百年的幕藩体制彻底终结。

9.孔子与马克思的历史观

“黑船来航”是日本开国的标志，“明治维新”则是日本由古代国家转为近代国家的过程。过程意味着变化，从一个状态变到另一个状态。明治维新是从政变开始的，以内战为推动力，经过“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先将国家重组为秦始皇式政府，再通过《帝国宪法》的颁布将其改组为军队监视下的议会内阁制。我们发现，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天皇始终被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不仅立为象征，而且拥有实权。这种制度安排历经明治、大正、昭和三代天皇，与“大日本帝国”相始终。显然，这种顶层设计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前述的历史给我们这样的印象，日本幕末发生的事情和中国清末发生的事情几乎雷同，但两国接下来的走向截然不同。我们不禁要问，日本为什么没有如中国一样在推翻幕府后建立一个由强人（袁世凯）独裁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呢？日本何以能在短暂内战后快速统一，而没有出现中华民国式的军阀割据？再者，天皇原本只是个牌位，如果非要扶立一位实权天皇，那倒幕派为什么不选正值壮年的孝明天皇呢？

历史如果重复进入一条轨道，那一定有推动它进入这条轨道的幕后推手。我们不妨拿中国的统一来举例。笔者以为，不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而是“秦始皇完成了中国统一”。秦始皇纵然雄才大略，但若无地缘、气候和时代的风云际会，他是不可能统一中国的，他连“统一中国”的想法都不会有。在历史大变动之际，英雄伟人的禀赋喜好于人事确有影响，但于时代无关宏旨。诸君试想，中国若无统一之内在机理，其何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走向统一？说到底，秦始皇只不过是一个在历史前台唱戏的演员，一个被大历史选中的代理人。我们读史不应仅仅关注舞台上的人物，还应关注舞台本身，因为那才是历史真正的主宰。

当下，我国的历史观大体有两种——儒家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观。

儒家的史书不过是一堆故事，好看，但肤浅！儒学门生喜好道德评判而不重宏观分析，他们的宏观乃是人事之宏观、情怀之宏观，而非历史纵深之宏观、社会剖面之宏观。在儒生们看来，所有问题的症结不过是君王昏庸、官僚腐败、百姓颓堕……一言以蔽之——道德沦丧！然而，真要让他做起当国者来，他们也黔驴技穷，“王莽改制”就是最好的例子。

马克思则创造出一种“阶级决定人性”的类儒家史观。笔者可不是说两家的道德观相似，而是说马克思和孔子一样在写史前先预定了道德立场。在马克思主义者笔下，故事的主角不再是嬴政、李斯和二狗，而是“封建君主”、“官僚集团”和“农民阶级”，其之所以易被国人接受源于它的讨巧和简单。

与希特勒一样，马克思把底层民众最隐秘的心里话喊了出来，然后赋予其“至善”的正义性。马克思对暴力的宣扬绝不亚于希特勒，其思想的煽动性也超过了纳粹主义。马克思以“底层代言人”的姿态出现，这让老百姓觉得他是个“亲人”；他又以简化历史的方式推销他的“建国路线”，这让知识青年觉得他不但是个“启蒙导师”而且是个“引路菩萨”。

如果说儒家学说是劝人为善的话，那马克思主义则纵人作恶。在历史上，儒学是稳定社会的基石，而马克思主义是破坏秩序的利器。

儒学是一种圣人哲学，其内容充斥着泛道德主义。儒学建构的基础是性善论，遇有解释不通的地方便统统以“道德堕落”搪塞。儒学宣扬仁政，但其仁政的本质是居高临下的施舍，是君主对臣民的恩赐。儒家认为，为了实现仁政，君主和臣民都要依礼言行。儒家的理想是打造仁君，塑造乖民，上下守礼，一团和气。多美好的理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