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亚洲大陆之外的一座孤岛，其主体民族为大和族。大和族是本土绳纹人与东亚大陆移民混血的后代。这些东亚大陆移民主要是中国秦人、朝鲜人与史前亚洲骑马民族，他们为躲避战乱迁居日本。新移民不仅改良了日本人种，而且为土人带去了最为需要的水稻种植技术与冶铁技术，这促使日本加速孕育农耕经济。但整体而言，古代日本贫穷多灾，不适宜人类居住，再加上海洋构成的天然屏障，除蒙元汗忽必烈外，正常君主没有谁有兴趣征服蛮荒的日本。
由于不存在共同的外敌，日本很难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式的统一国家。日本多发地震，按道理讲天灾会促进一国的统一，正如黄河泛滥促成了中华一统，但地震是一种不同于水患的天灾，它无法防治，只能事后赈济，而且地震的破坏限于有限地域，这就与黄河绵延上万里有着本质的差别。于是在政治上，日本的地方长期处于自治状态，其情形有类于周朝的分封制。诸侯自治会带来地方发展的不平衡，而中央又缺乏强力的协调，所以日本经常爆发内战，其规模虽小但十分混乱，类似于我们的“春秋战国”时代。德川幕府就是在一次诸侯混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幕府的统帅德川家康成为战后新时代的当国者。
德川家康的政治地位十分独特，他的封号是“征夷大将军”，他的角色既不是改朝换代的新天子，也不是替旧天子治国的新宰相；既不是齐桓公式的诸侯霸主，也不是裕仁时代的军政府。“大将军”的头衔证明他的权力并不来源于天授而是武力，“征夷”的前缀又昭示着他的地位具有正统性，上一次的军事胜利赋予了他建立战后秩序的权力，所有战败及臣服的诸侯今后都要听德川家族的号令了。
4.幕藩体制
幕府原指“征夷大将军”战时处理军务的大营，设于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在四夷宾服后这个战时的中军大帐就成了征夷大将军统驭全国的根据地。幕府体制并不是德川家康的新创，而是沿用了近七百年的旧制。在这一体制下，内战中的获胜方在本辖区设立统率全国的中央政权，地方则由头衔“大名”的藩王自理；为了限制大名挑战幕府，全国划分为数以百计的小块土地，此外，幕府还有削藩重组的权力；幕府并不与地方的子民直接来往，也不向其直接征税，地方的人事、财税、司法乃至军事都由各大名自理，幕府不予干涉；幕府唯一的兴趣是降服大名，防止不老实的雄藩闹独立。
德川家康继承的就是这样一个政体，四方诸侯臣服于他唯一的理由是他会更好的维护而不是颠覆这一体制。德川家康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于是他在总结前两代幕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勾勒出了德川版的幕藩体制。
德川家康将全国土地做了划分，他占有全国1/4最富庶的土地，并直辖江户、京都和大阪，其余土地被划分为260多块小片，“分封”给大名。由于封底狭小，单个大名根本无力抵抗幕府，就更谈不上挑战幕府了。在行分封之后，德川家康又根据与自己关系的亲疏将大名分了类：子嗣宗亲做大名的被称为“亲藩大名”，忠臣功臣做大名的被称为“谱代大名”，其它战败的大名被称为“外样大名”。德川家康将三类大名混杂相间，用亲藩大名和谱代大名监视外样大名，以藩制藩。
即便如此，德川家康还是不能安心。为确保大名绝无造反之可能，德川家康又创建了“参觐交代”制度。这是一个人质制度，该制度要求大名将妻室子女放在江户做人质，另外大名本人也要一年住江户一年住封地。德川家康这是强制各大名在江户安家，早期他还补贴给大名们安家费，后来就不给了，各大名在江户的府邸、侍从、吃穿都要自行解决。德川家康的算盘打得很精明，这一招既圈禁了大名，又促进了江户发展，一举而两得。
除大名外，幕府还给天皇、公卿、僧侣和武士订立了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统治阶级有统治阶级的规矩，天下子民也要有天下子民的规矩。新幕府建立了严格的身份制度，除皇族公卿外，天下子民被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身份世袭传承不可转换。为适应这种森严的身份制度，德川幕府依靠教育权大力推广宋儒朱熹的“大义名分”说。
最后，为防止外来势力破坏岛国秩序，德川幕府发布了锁国令。幕府规定，除中国与荷兰可在长崎外岛有限通商外，禁止外国人来日，也禁止日本人外访。
仔细分析德川家康的这一杰作，我们发现它是幕藩体制的极品。幕藩体制的本质是最强藩王主宰下的和平发展体制，它并不力图建立一个主导全国政经的中央政府，国家的发展依靠地方自发而非中央指令。在幕藩体制下，幕府只是一个强藩，不是中国式朝廷。因此，幕府不需要文官集团，也就没必要科举选士。大名既然失去了反抗幕府的能力，幕府也就没必要供养大规模常备军。武士阶层既已被固化，国家也就没有必要从农民中征兵。各大名都有武士幕府最多，遇有叛乱大名有向幕府援助武士的义务。不过，在德川幕府治下天下太平，武士阶层的作用渐消，国家也就没必要对其改组。
幕藩体制的功能有两个：一、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努力实现自给自足，消除因贫穷带来的内战；二、用技术手段协调因地方发展不均衡带来的诸侯争霸，消除因富有带来的内战。德川体制带给了日本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和平，日本的农耕经济因之稳定发展，其城市商业也在农业的带动下蓬勃向前。
5.参觐交代与统治危机
参觐交代制度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城市商业的大发展。想象一下，全国最有权有势的人都集中生活在江户，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消费市场！此外，各地藩主轮流往返于江户与其领地之间，而且要带一大批随从，这一路之上要吃要喝要娱乐，地区商业因之得以发展。参觐交代带动了江户的商业、手工业、娱乐业、金融业快速发展，而江户的需求又带动了京都、大阪、长崎等大城市的发展。江户、大阪、京都、长崎都是临海城市，它们之间的贸易需求促成了大规模海运的出现，而大规模海运是一国商业繁荣的显著标志。
德川幕府是一个建立在农耕基础上的紧密政治联盟，征夷大将军的准确身份是“大名农业联合会”会长兼自有领地董事长，大名则是地方的大农场主。农民缴税的标的为实物，大名及其附庸武士的收入为粮食，而商业社会的交易媒介为货币。为了获得货币，大名以“批发商”的身份贩卖米粮、木材、纸张、砂糖和麻布，其经理人活跃在各大城市。通过有技巧的收购和贩卖，商人总能在物币交易中占得“便宜”。大名和武士发现商业越发展他们的财富越缩水。为转嫁损失，大名开始向农民课征更高的税。农民本来就穷，身份又不能转换，连做工都不行，再遇上个灾年，那就真揭不开锅了。人口的增长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明治维新前的100年里，日本人口已突破并稳定在3000万。①在1830年到1843年的天保年间，“天灾迭出，饥馑流行，不仅乡民暴动，城市里的穷人也在捣毁居奇商人的库房”②，政府则一边出兵镇压，一边改革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