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朝的安史之乱、两宋的变迁后，为了躲避战乱，中国的人口就开始了大规模南迁，再加上南方人特有的经济头脑，所以到了中国明、清时期，南方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重，以至于到了最后，北方逐渐丧失了经济中心的地位，却保留了政治中心的地位，这种中国特有的格局，直到现在也依旧如此。

在这种格局下，即使钱庄和票号都是银行性质的机构，但是由于南北方的差异，票号多官贷，钱庄多商家，这也构成了其南北争霸的局面：票号的势力不到江南，钱庄的势力也不许过江北，这也是它们之间公认的格局。

但是，虽然钱庄与票号的经营模式一样，利润分配一样，挣钱路数也一样，但是只要一细对比起来，钱庄每年的所得利润，与票号每年的利润相比，差了无数个等级，甚至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虽然钱庄与票号都是与银子打交道的公司，但是它们的做法，却根本不同。

首先，票号与钱庄一样，它也替官府管理一部分金银，而且无论时间多长，也都算短期存款，所以根本不用支付利息。而这些白来的银子，也会成为这些票号运营的资本。

可见，单从这个方面比较，票号与钱庄的运营模式是一样的，但是，对比它们的其他客户，咱们就能看出其中的端倪了。

来钱庄存钱的人，他们都是一些穷苦百姓、普通富商，他们非常注重钱庄的那点利息，甚至把存钱这种行为当成了一种投资的手段；而来票号存钱的，都是那些皇亲国戚、达官显宦，还有外省的一些豪强、富商。

要知道，这些人来北京存钱的目的，只是觉得世道太乱，怕自己的银子被别人抢走，所以才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存在北京，存在这座“理论上”不会被攻陷的京师里。

因此，这些人存钱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保住本钱，至于利息等其他的问题，则不在这些人的考虑范围内，所以他们要的利息特别低。

除此之外，在挣钱、放贷这个方面，票号与钱庄一对比，那根本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它们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且相差了无数个等级。

票号是如何“生钱”的呢？当然也是通过放贷。但是，对比钱庄小打小闹的放贷，票号每笔放贷都异常凶猛，它们主要是放“京贷”，放那些大清官员们的贷。而且，这种放贷的利息，那是相当的高，甚至高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比现在任何的高利贷，都要可怕得多。

比如说，你跟山西票号借了一万两银子，这个高利息咱们先单算，在拿到这笔现金前，人家直接拿回三成的回扣。也就是说，明明你借了一万两银子，但是票号只给你七千两，到还款的时候，你还得按照一万两的利息来还钱，谁让你急着借钱呢！

可见，票号的利息如此之高，比现在任何的高利贷都要可怕！但是，那些借钱的人，他们倒是心甘情愿，且无怨无悔的。

因为向这些票号借钱的人，以那些京城的穷翰林、郁郁不得志的官员为主，只要他们一当上官，完全可以连本带利、全数归还。

咱们以曾国藩为例，虽然他后来官运亨通，当上了四省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可算是位极人臣、甚至有点功高震主了。但是在曾国藩年轻的时候，他也曾经跟无数北漂一样，也曾穷困潦倒、家贫如洗、一蹶不振，甚至没有未来。

那么，对于曾国藩这种穷鬼，票号到底借还是不借呢？

当然借！

咱们前面说过，虽然曾国藩现在穷困潦倒，但终有发达的希望。何况，大家都在江湖混，什么事情没有见过，今天贬入冷宫，明日就可能位极人臣，再者说了，这种“雪中送炭”的情谊，可比什么都可贵。

还是那句话，只要你信誉够硬，我就贷给你一生幸福！

那么，万一曾国藩赖账，他就是没有钱还，这又要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基本上不可能出现。如果一个穷翰林要借钱的话，一定要有人担保。而这个担保人，普通人是不行的，他一定要是个京官。只要这样，票号的人才能踏实地借钱，要是万一不还钱了，这些票号就会到都察院去参上一本，绝对让这个担保人吃不了兜着走。

那么，万一这个担保人也反水了，他就是耍无赖，不还钱，这又要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也基本上不可能出现。如果担保人反水，穷翰林不还钱，最后也没有人管的话，那么这些票号就会联合起来，说做官的不讲信用，从此再也不借。如果照此下去，那些同样需要借钱的穷翰林们，他们自然不会坐视不管，最后帮助票号一起讨债。

当然了，虽然票号的运营模式非常完美，但它也是有瑕疵的，也是有商业风险的。比如说，新官上任的时候，如果不幸出现了事故，他在路上死掉了；或者是贪污太狠，让上面革职查办了等。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朝廷统一认定为“天灾”，那些担保人也不会去承担，所以只能票号自己去赔钱。

话虽如此，但是这种微乎其微的“天灾”，票号又能遇到几回呢？而因为这些年战乱不断，那些存钱进票号而不幸死去的人，票号倒是遇到了不少，而对于这些人最后的遗产，票号却彻底换了一副嘴脸，即：能赖就赖，能不还就不还。

对于这些有朝廷撑腰的“无赖”们，胡雪岩能够讨回王有龄最后的遗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