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上午10时，有裕仁亲自参加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皇宫召开。参会人员除小矶、米内、重光、杉山、及川、梅津和三干事外，参谋次长秦、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列席了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两项重要文件：《世界形势判断》及《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判断》认为，美英联军在法国北部登陆及俄国人发起的夏季攻势，盟友德国面临的局势将更加严峻。但不管欧洲形势如何，“帝国将倾尽所有努力决一死战，摧毁敌军，与政略措施相辅相成，坚决为结束战争而奋勇前进。”
根据上述《判断》，《大纲》确立了今后要遵循的三大方针：
一、帝国将集结现有战力和国力，击破敌人，摧毁其继续战斗的意志。
二、不管第一项方针能否成功和国际形势如何变换，在一亿民众坚如磐石的团结之下，我们必能护卫皇土，取得胜利，结束战争。
三、帝国将依靠实施彻底的对外政策，以期政局与战局的好转。
以上三大方针分别对应军事、政治和外交。军事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我们不妨倒过来说外交，先易后难。御前会议决定对苏政策的两大原则是：“维持中立，进一步寻求两国关系的根本好转”及“迅速为实现德苏媾和而努力”。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首先就派出特使赴苏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取得一致意见。8月26日的六人会议上，有人提出派刚刚下台的东条作为特使出使莫斯科，被梅津以陆军出面不合适为由否决。梅津继而提出由外相亲自出马，重光却说自己太忙，无法成行。随后提出的候选人前外相松冈洋右、实业家久原房之助—日立和尼桑的创始人之一—都因重光的反对而作罢，当天的会议并未就特使人选达成一致意见。在8月31日的六人会议上，提出的新人选铃木贞一被梅津否决。9月4日的会议上，六人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前首相、外交官出身的广田弘毅受命出使苏联。
重光将特使人选发给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由他刺探莫斯科对派出特使一事的反应。9月6日，重光还将上述意图当面告知了苏联驻东京大使雅各布马立克，说明特使的任务是“斡旋德苏媾和”、“维持日苏关系”以及《日苏中立条约》续约问题—该条约将于1946年4月到期。如此重大问题，马立克在请示莫斯科之前肯定是不可能给出答复的。
9月16日，佐藤会见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后者拒绝东京向莫斯科派出特使。佐藤于9月18日致电重光，说明了俄国人的不合作态度。在9月28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重光提出的今后对苏政策获得一致通过：“维持日苏中立态度，进而谋求两国关系的好转；为应付德国崩溃或单独媾和的情况，利用苏联为扭转形势而努力。”重光同时强调，谋求积极解决日苏间的各项悬案，努力避免不必要的摩擦。
不久之后，莫斯科发生的一件事让东京大吃一惊。在11月6日纪念十月革命胜利27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斯大林在演说中明确提出：“根据历史经验，侵略国、攻击国对战争的准备总是比被侵略国、被攻击国方面做得更加充分。例如‘珍珠港事件’和在其它太平洋诸岛所看到的攻击，日军对香港、新加坡的最初进攻等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这表示作为侵略国的日本，比坚持和平政策的美英两国对战争有完全的充分准备。”
之前为维持中立关系，斯大林在涉及两国关系问题上一直小心翼翼，此次公开发表如此不利于日本的言论，意欲何为？在11月16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众人首先研究了斯大林讲话隐含的内容。小矶提议采取必要手段，对俄国人予以断然回击，根本没有人接他的话茬儿。会议最终决定，“以沉默抗议为宜”。恼羞成怒的小矶质问军方：“国防上有无不安全之处？”次长秦对此做了进行了说明：“为了对美英作战，北方对苏防御必然会出现缺陷。”对小矶“苏联是否会废弃中立条约”的提问，秦不屑一顾地回答道：“对他们来说，现在没有续约的必要性，他们当然是要废弃的。对于像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国家，条约和战争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他们随时都可以撕毁它。”看来秦非常了解俄国人，后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时《中立条约》并未过期。当天的会议形成结论，“以无策为上策”，至此日本对苏的外交努力完全归于失败。用咱中国的一句俗语讲就是，“热脸贴上了凉屁股”。佐藤将这段经历概括为“软弱之人进行的软弱外交”。
对苏外交毫无进展，8月25日，重光向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发出了“积极斡旋德苏媾和”的训令。被认为“比德国人还德国人”大岛对此毫无热情。当年为促成《日德防共协定》和《三国军事同盟》，大岛可谓鞍前马后，比猴都急，现在怎能反其道而行之？况且大岛事先已经知晓了希特勒的态度，他是绝对不会向俄国人妥协的。8月29日，大岛回电重光，指明自己还没有拜会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反而提出了一堆问题：“是否已经试探过苏联方面的态度？俄国人是否有求和意图？日本有无准备接受德国对日提出的保障要求即对苏开战？”陆军出身的大岛根本没把外务省看在眼里，当年他作为使馆武官就敢跳过大使东乡茂德直接跟里宾特洛甫联系。对外务省的强烈抗议，东京最后的处理办法是调走东乡，将大岛直接晋升大使。
重光对大岛的回复极度不满，这他娘的到底是谁在命令谁呀？接到大岛回电当天，重光约见了德国驻日大使施塔默尔，向他试探柏林的意向。施塔默尔直到9月14日才回复重光，希特勒根本没有和苏联媾和的意图。加之苏联拒绝东京向莫斯科派出特使，斡旋德苏媾和一事无疑已走入死胡同。
对外斡旋四处碰壁，9月21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确立了应对德国骤变及由此可能产生各种严重事态的根本方针：“即使德国崩溃或单独与敌媾和，确信一亿国民在坚如磐石的团结之下—定能够取得胜利。为捍卫皇土，坚决把战争进行到底。”
8月19日的御前会议同样确定了对华工作的总方针，“对重庆迅速发动有组织的政治工作谋求解决中国问题”，和平条件是“除去满洲、全部让步”。9月5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了“关于对重庆实行政治工作的方案”：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与汪精卫建立统一联合政府，实现“蒋汪合流”。两者之间的关系调整乃中国内政，由双方谈判解决。如果美英军队撤出中国，日本亦同意完全撤兵，但满洲国不得变更现状。香港可以移交中国，通过外交努力达成中日停战，全力以赴对付英美。
当时汪精卫正在日本养病。9月11日，原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中将飞往南京，向留守的陈公博、周佛海等人传达了东京的旨意。为推进对华和谈工作，小矶委派与蒋介石非常熟悉的宇垣一成—就是咱们更熟悉的宇垣缠他叔—陆军大将为特使，9月14日前往南京斡旋。后来接任柴山出任最高军事顾问—8月25日柴山接替富永恭次出任陆军次官—的矢崎勘十中将报告说，无法与重庆直接谈判。试想，即使在美国尚未参战的三十年代后期，偏安西南一隅的蒋介石都肯不轻言投降，何况胜利曙光已非初现的今日？两个月后的11月10日，汪精卫在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病死，日本对华和平谈判完全进入停滞状态。次年小矶谋划的“缪斌工作”成为内阁倒台的一大主因，后文详叙。
外交努力毫无结果，国内政策、特别是振奋国民精神的努力倒是取得了一定成果。在8月24日召开的地方官会议上，小矶首相振臂高呼，“决战已经临近！”各大媒体纷纷叫嚣“决战政治”、“决战科学”、“决战议会”，大街上甚至开始出售一种所谓的“决战酒”—其实就是普通酒改了个称呼而已。虽然生活日益窘迫，但国民的斗志依然高昂。人们奔走相告，决战将在不久之后进行，届时将重现珍珠港、马来亚那样的辉煌。陆军参谋本部虽然乐于看到这种结果，但同时也感到迷惑。10月3日战争指导班的《机密战争日志》上记述着这样一段话：
关于最近的舆论指导，应该特别注意以下两点：
一、随意使用“决战”一词，对决战成果寄予过高期望，可能反而会导致失败，应该慎重使用措辞。
二、最近，主观的“必胜论”和合理的“战败论”横行，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彻底对外政策”屡屡受挫，“振奋国民精神”又产生了过激的“必胜论”。可以想象，内外交困的小矶当时有多么艰难。“三大”方针“两大”落空，如此看来，也只能从战场上寻找出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