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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史迪威还要为拟定缅甸反攻计划来往奔波。10月15日韦维尔告诉他，凭目前英国远东海军无法取得孟加拉湾的制海权，对仰光实施两栖登陆也就无从谈起，只能在印缅边境地区发起有限攻势。对中国人在缅甸的作战，韦维尔只同意驻印军从缅北的胡康河谷进军密支那和八莫，拒绝中国军队越过曼德勒一线，这是丘吉尔之前多次强调过的。史迪威在日记中沮丧地写道，“英国人不想要中国军队参与收复缅甸。韦维尔说得很明白，他们不欢迎中国人。”

11月3日史迪威飞抵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了和韦维尔的会谈结果：反攻缅甸的时间大约在1943年3月1日前后，英军投入反攻的兵力约七个步兵师；中国军队若干个师渡过怒江从云南向腊戍出击；驻印军则从利多经胡康河谷向密支那挺近。蒋介石指出，从云南出击的中国部队可以达到15个师，且能在1943年2月前做好准备。但中国军队出击的前提是英国投入足够的海空力量取得孟加拉湾的制海权和制空权。蒋介石特别强调指出，此次出征战则必胜，绝不能接受第二次失败—远征军第一次出征的惨重损失太让蒋委员长刻骨铭心了。

经中、美、英三方多轮协商，以史迪威备忘录为蓝本的“安纳吉姆”计划艰难出台。即在1943年春季从印度利多向缅北进军，打开一条与原来滇缅公路连接的通道，下一步开通中印公路。反攻计划分为三部分：一是中国驻印军从沿胡康河谷向密支那方向发起进攻；二是中国驻滇部队渡过怒江进攻缅北；三是英军向缅甸的若开地区发起一次有限攻势，策应缅北中国军队的行动。

对何时英军出动海空力量沿仰光海岸发起两栖登陆，计划并未给予明确。由此可见，“安纳吉姆”充其量只是局部反攻，而不是从总体上收复缅甸。这一方案充分考虑了英国人的意见。对中国来说，只要能在缅北打开一条接受外援的陆上通道，缅南解放与否并不重要。华盛顿对这一方案给予了充分重视，马歇尔积极表态将给史迪威增拨6.3万吨物资，并派出两个团6000人的工兵部队参与中印公路修建。

1942年12月7日韦维尔通知史迪威，英军将沿缅甸西南海岸作有限推进，计划投入三个师的兵力攻占若开地区，沿钦敦江一线构筑防线，确保战略要地吉大港的安全。除此之外，英国人对1943年在缅甸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不作任何承诺。史迪威对英国人的作法嗤之以鼻，“从印度传来了不好的消息，英国佬在考虑收缩战线。他们的目标简直是个笑话，若开、钦族山区、阿恰布，总之他们想在缅北维持现状，等明年秋天再考虑下一步行动。我和‘花生米’同处在一艘救生筏上，只有一块三明治，救援船正在逐渐远去。”—“花生米”是史迪威给蒋介石起的绰号。

史迪威并不想轻易放弃反攻缅北的计划。12月23日，他向宋子文和何应钦出具了一份备忘录，提议中国驻印军和云南军同时行动，在1943年3月1日向缅北发起进攻，以英军向若开地区的进攻作为策应。不过英军在孟加拉湾的两栖登陆肯定是指望不上了。

史迪威的提议并未得到重庆的认可。蒋介石在12月28日致电罗斯福，提出若英国不能在孟加拉湾实施两栖登陆，中国军队反攻缅北的行动就不可能发动。中国在那里已经历过一次失败，在国内战局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不可能独立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罗斯福对此不置可否。盟军1943年全面反攻缅甸的计划就这样付之东流，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局部战斗。

1942年5月4日，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第二一三步兵联队第二大队第一中队在一个机枪小队的配合下，占领了战略要地梅宇半岛，与随后赶来的第二大队第五中队共同担负起当地的守备任务。缅甸战役结束之后，第二大队大队长砂子田长太郎少佐率另外三个中队赶来，正式组建起梅宇守备队。为加强这一战略要地的防御，9月中旬，日第三十三师团师团长樱井省三中将命令第二一三步兵联队联队长宫胁幸助大佐，率联队本部及第三大队进驻阿恰布，当地所有守军被统称为宫胁支队。驻缅甸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给宫胁下达的指令是：在确保阿恰布一带地区的同时，以一部兵力占领印缅国境线附近要地，搜集情报，搜索敌情，为下一步展开大规模进攻作好准备。“敌之急所即我之急所”，他们很快将成为英军第一次反击的进攻目标。

就在中国编组军队、积极备战的同时，英国人也重组了自己的指挥系统。韦维尔将所有驻印部队改编为三个集团军，其中东印度集团军负责邻近缅甸的阿萨姆、孟加拉、奥里萨、比哈尔等四邦的防务，肩负对日作战第一线的职能。缅甸沦陷敌手之后，该集团军的首要任务是阻止日军从印度接壤的若开邦、尤其是北部战略要地阿恰布岛向西北入侵印度，同时防范日军从孟加拉湾渡海进犯胡格利河河口地区。东印度集团军包括第四军和第十五军—前者辖英印第七十师和第二十三师，后者辖第十四师和第二十六师，另外直属集团军的还有驻阿萨姆邦的一个旅。

1942年7月，诺埃尔埃尔文中将—当初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辗转来到印度时，要解除中国人武装并将之以难民对待的正是这货—出任东印度集团军司令官，其第四军司令官的职务由杰弗里斯库恩斯中将接替。第十五军司令官就是组织了缅甸大撤退的威廉斯利姆中将。埃尔文和斯利姆素来不睦。1940年英军在苏丹作战时，埃尔文曾服过役的第一埃塞克斯团被对手击溃，斯利姆将当时的上校团长撤职，而此人恰是埃尔文多年的老朋友，两人从此结下了梁子。1942年5月，当斯利姆历尽艰辛率英军残部撤回印度时，当时负责印度东北部防御的第四军司令官埃尔文对他的态度极端恶劣，冷嘲热讽不断。斯利姆对此非常不满，“我从不认为，一位与我会师的指挥官可以用如此粗暴的态度来对待我。”埃尔文的回答完全没有英国人一贯标榜的绅士风度，“你不能这样冒犯我，因为我是你的上级。”从之后的进程看，埃尔文显然属于被过高提拔的平庸人物，习惯以盛气凌人来掩饰自己的无能。

英军发起反攻作战的时机并不成熟。当时的印度政局动荡，英军在缅甸的军事失败带来了一系列政治灾难。8月8、9日，印度国大党在孟买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要求英国撤出印度的决议”，全面展开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日本人趁机火上浇油，于1942年8月22日出台了对印的具体政策，大力支援印度人的民族解放运动。英印当局当即宣布国大党为非法组织。在甘地、尼赫鲁及数以百计的支持者被投入监狱之后，印度人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逐渐蜕变为一场流血事件。英印当局不得不从前线调回部队，控制蔓延的骚动和数不清的爆炸事件。包括英军第七十师在内的57个步兵营不得不化整为零，四处平暴。正因为此，英军用于东部防御的部队其实只有三个师外加一个旅而已。缅甸惨败导致官兵士气低落，兵无战心，听见日本人腿就发软。

从国大党分裂出去的民运领袖钱德拉鲍斯导演的“自由印度运动”得到了东京的大力支持。鲍斯曾在1940年逃亡柏林，向希特勒寻求帮助。但是现在，他发现东京比柏林积极得多。东条不仅在官邸热情接待了鲍斯，还特许他从马来亚和新加坡被俘的4万印度人中招收5000名士兵，成立所谓的“印度国民军”。这支可以用“乌合之众”来形容的部队将在之后的英帕尔之战中随同日军一起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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