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提出将开会地点放在巴士拉，“我为了参加会谈从美国启程要旅行6000公里，而您从俄国出发只要600公里就可以了。我若不是必须领导一个具有150年历史的立宪政府，将欣然地走十倍路程去和您会晤。我请求您想想，我对于美国政府，对于保持美国全部作战努力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即使仍在莫斯科的艾登尽一切努力去做斯大林的工作，后者依然拒绝做出任何让步。罗斯福可以不迁就蒋介石，但他最后不得不违心答应斯大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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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时苏联和日本尚未撕破脸，斯大林和蒋介石直接会面必将引发日本的警惕乃至抗议。11月11日丘吉尔致电罗斯福，建议首脑会晤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英美在开罗达成初步协议；第二，在德黑兰召开三大国首脑会议；第三，回到开罗后，就确实紧迫的印度战场和印度洋战争这一纯属英美范围的事务进行最后讨论。

罗斯福答应先到开罗，但他想让俄国人和中国人一起来，即使不是斯大林本人。中国人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俄国人是莫洛托夫和一名军事代表，很可能是陆军元帅伏罗希洛夫，以避免让斯大林怀疑在美、英、苏三国首脑会晤之前，美英先在军事行动上结成一伙来对付他。丘吉尔认为会议一开始就邀请俄国人参加将造成严重的尴尬局面，因为美英的参谋长们必须进行一系列秘密会谈。这一问题随着蒋介石的与会得到了妥善解决，美英苏三方开会可以借口是对付德国，有中国参加那肯定是针对日本了。斯大林不愿因此危及苏联和日本的关系。

11月9日罗斯福致电重庆，首脑会晤定在开罗，并透露丘吉尔预计于11月21日抵达，希望蒋介石能在22日赶到。罗斯福显然吃透了中国人“贵客后到”的心理。这就是对我中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开罗会议”。根据惯例，本次会议被丘吉尔命名为“六分仪”。

在经过一番匆忙准备之后，1943年11月18日上午，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率中国代表团分两批离开重庆，取道印度前往开罗。蒋介石给自己定下的格调是，“淡泊自得，无求于人”，秉承国人爱面子的传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事宜，当待英美率先提出，切勿由我主动自提，英美当知敬我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

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包括：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外交部参事郭斌佳，侍卫长俞济时，其他还有郭斌佳、朱世明、蔡文治等人。

受飞机航程限制，代表团需在南亚次大陆盘桓两日。1942年2月，蒋介石曾以中华民国首脑的身份访问印度，正是那次访问使中英关系的关系更加紧张。当时英军在东南亚战场节节败退，日本趁势大造印度独立舆论。蒋介石希望英国政府能给予印度民众更多自由，以更广泛地动员各方参与抗日。期间蒋介石不但会见了印度民权主义领袖甘地和尼赫鲁等人，宋美龄还以娴熟的英语宣读了《中国政府告印度人民书》。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丘吉尔为此亲自写信给蒋介石：“不干涉盟国内部事务是最明智的准则，如当贵国国共两党争斗最激烈之时，英国就保持了足够的自我克制。”这话说得好像老丘多喜欢***似的，谁不知道你的全球反共的第一斗士？

有了上次的教训，蒋介石决定在本次会议上有关印度和缅甸问题只谈军事不谈政治，途径印度也只是低调降落加油后直飞走人。11月21日早上7时05分，中国代表团抵达埃及，入住开罗西南15公里处尼罗河西岸米纳饭店一号别墅。这里正对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被称为“落日衔沙、风景奇绝”。中国人显然来早了，此时英国和美国代表团均未来到。

11月12日下午，丘吉尔乘“声望”号—它的姊妹舰“反击”号早已在中国南海被日本海军航空兵击沉—从英国普利茅斯港启航。这艘1916年服役的战列巡洋舰排水量虽有33000吨，现在显然已日薄西山，与大英帝国此时境况颇有几分相似。随同首相出访的除三军参谋长布鲁克、坎宁安—他刚刚接替两个月前因健康原因辞职的庞德爵士—和波特尔三位上将之外，还有美国驻伦敦大使怀南特、首相参谋长伊斯梅中将等人。因丘吉尔患重感冒并引发肺炎，在皇家空军服役的次女萨拉奉命一路随行照顾父亲。庞大的参会队伍足有400余人。在直布罗陀、马耳他、阿尔及尔短暂停留之后，“声望”号于11月21日晨驶入亚历山大港。丘吉尔旋即乘机前往金字塔附近的沙漠机场，随后入住米纳饭店第十八号别墅。趁罗斯福未到，丘吉尔准备走访数百米外的蒋介石。两人虽已通信数年，但还没真正见过活人。

英国驻埃及大使将首相欲来走访的消息及时通报给中国客人。委员长本拟和罗斯福先会面的，不料想见的没来，不想见的丘吉尔倒先过来了。经过一番思量之后，蒋介石决定主动去拜访丘吉尔。在米纳饭店十八号别墅，两人进行了半小时谈话。丘吉尔说自己之所以能乘军舰到亚历山大港然后飞来开罗，完全是盟军掌握了地中海制海权之故，这在几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简单寒暄说了一些诸如“久仰久仰”之类的话后，丘吉尔提到了一个敏感问题，中国是否希望苏联加入对日作战？蒋介石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希望，越快越好。

对这次会面，两人在回忆录中都有详细的描述。蒋介石在日记中如此写道：“丘指示各战区作战之现状，其实，此等语皆余所熟闻者，而彼仍津津乐道。丘氏为英国式政治家，实不为盎格鲁撒克逊之典型人物。虽然思想与精神气魄不能与罗斯福同日而语，但其深谋远虑，老成持重，在现有政治家中实属罕见。”

丘吉尔认为蒋介石“沉着、谨严而有所作为的性格”给自己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并不认同罗斯福将其视为亚洲新龙头的说法，认为这过高估计了蒋的力量以及中国在未来世界上的贡献。“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捍卫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人，同时他又强烈反对***。美国各界人士公认在这次战争获胜以后，他将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大国的首脑。后来，许多持有这些观点和估价的人们都抛弃了原有的看法。后来他在自己的国家被***击败，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不过丘吉尔对宋美龄评价极高，“她是一个非常出色而又富于魅力的人物”。几个月前，两人在美国曾发生过不愉快，彼此拒绝去会见对方。丘吉尔告诉蒋夫人，“当我们同时都在美国时，竟未能找到一个会面的机会，这曾使我感到多么遗憾”。蒋夫人对丘吉尔不甚感冒，说这位英国首相“嗜烟如命，一根接一根抽着雪茄，噼啪作响”。丘吉尔的保镖暗笑领导是“英雄难过美人关”。目疾未愈的宋美龄同样是抱病参会，随后丘吉尔特意派自己的私人医生莫兰爵士为蒋夫人检查身体。莫兰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她已不再年轻，但有一种高贵的气质，也有一些憔悴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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