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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开罗会议
早在1943年5月“三叉戟”会议期间，罗斯福就告知重庆国民政府驻华盛顿负责督办援助物资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准备在合适时机召开由美、英、中、苏四大国首脑参加的会议，统一谋划全球战局及战后一系列政治规划，并愿在会前先与蒋委员长单独会晤。蒋介石起初对参加这样的会议并不热心。当时宋美龄恰好在美国，6月7日，蒋介石回电宋子文，“对于罗总统拟请丘、史与余四人会谈，并愿先与余畅谈之建议，甚所感纫。惟余觉在苏联尚未与日本公开决裂之前，余之参加会谈，是否将使史大林感觉不便。”蒋介石清楚，除了美国之外，苏联人和英国人对中国都极不感冒。如果在会前得不到美国对中国抗战和战后前景的某种承诺，他无法确定自己在四国会议上将处于何等位置。因此他提议，其余三国的会议可先行召开，“余个人甚愿与罗总统把晤倾谈，若届时有机会，请总统赐约，随时可趋教也。请照此意面见总统密为切商，并请以此意先商三妹，然后再达罗总统可也。”—委员长说话的字真难打。
对宋子文转达的意见，罗斯福于7月4日回复称，“单独会面十分必要，会议地点可放在重庆和华盛顿之间某一地点为好”。蒋介石于7月8日回电同意罗斯福的建议。罗斯福在7月中旬再次致电蒋介石，提出在美国阿拉斯加召开同时有丘吉尔参加的三国会议。21日，依旧对苏联心存疑虑的蒋介石回电说，如果他前往阿拉斯加就必须经过西伯利亚，从那里经过不见斯大林说不过去，建议改个地方会晤。至于中美首脑单独会晤的地点罗斯福建议蒋介石在他动身之前先来华盛顿，却被宋子文以“委座军政羁身，似难远行，除非此行有解决太平洋战事之把握”为由婉拒。
就在魁北克会议期间的8月7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已经联名向斯大林提议，举行三国首脑会议。8月10日，斯大林回电认为召开这样的会议“十分必要”，但不同意丘吉尔提出的地点斯卡帕湾，因为“在目前苏德战线的形势下，我甚至连一星期也不能离开工作岗位和前线”，进而提出必要时可先召开一次外长级会议。
这是俄国人第一次表示赞同在三个盟国之间举行任何一级的会议。8月19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再次联名致电莫斯科，“我们完全理解您有充分理由要留在前线，您亲临战场才使战争取得如此多的胜利”，建议将未来首脑会晤的地点放在阿拉斯加，外长会议可以提前召开。斯大林8月25日答复说，“不能接受阿拉斯加作为未来首脑会晤的地点，但外长会议可以在最近召开，建议地点在莫斯科”。至于三国首脑会晤地点，斯大林提出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因为三国在那里都有公使馆，时间最好在11月到12月之间。
罗斯福希望年迈的赫尔先生能免除飞往莫斯科的长途劳顿，建议外长会议放在伦敦。斯大林拒绝更改地点。赫尔对此并无畏难情绪，愿欣然前往。对这位老练的外交家来说，在身体衰弱的情况下作生平第一次长途飞行的确算一种英勇行为。
10月19日，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美国国务卿赫尔与会。赫尔和艾登分别向会议提交了4条、12条议题，大部分属于政治方面的内容。莫洛托夫的议题只有一条，“如何缩短对德国及其欧洲盟国作战时间，美英何时在法国登陆”，这显然是一个军事问题。俄国人表明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以前，不准备讨论任何问题。这样级别的会议除了达成一些意向之外，不可能作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项。“每一个主角都有一个他认为特别重要的题目。俄国人关心的是1944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最合乎赫尔心意的题目是关于战争目标的四国宣言和战后维持和平的国际组织；我的目的是就建立使盟国可以磋商与战争有关的欧洲问题的机构达成协议。”艾登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会议发布的公报宣布：三国的首要目标是尽快结束战争，决定在伦敦成立欧洲咨询委员会以研究战后合作问题，并负责制订有关法西斯国家投降的条款。会议通过了4项宣言，其中包括有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签字的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傅秉常能够到会着实不易，赫尔以退出会议相威胁才使英、苏同意让中国人参会。会上最具价值的信息是，赫尔第一次听俄国人说，一旦德国战败，苏联愿意在远东参加对日作战。可以看出，外长会议大家不过是试探应手，最终问题的解决必须等到首脑会晤。
看来这领导们开一次会也实在不容易，各方的面子都要照顾。10月18日，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出正式邀请，中、美、英三国首脑将在埃及海岸的某地进行会晤。罗斯福说，目前还未得到斯大林是否与会的承诺。但即使俄国人最后不来，其余三国的会晤也必须进行。届时自己将带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众大腕前往参会，中美之间任何棘手的问题都将在会上得到圆满解决。看到蒋介石还在犹豫，11月1和9日，罗斯福接连两次发函承诺，“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可以与蒋先生单独会晤”。
蒋介石这才回电答应按期参加会议：“余当如最后尊电之所约，届时前往与阁下及丘吉尔先生会晤，此间一切当严守机密。此次四国宣言之签订，全由阁下坚持正义团结之精神所感召，实为一伟大之成功。此举对于未来世界之和平和安全，必有莫大之贡献，殊堪庆余，余兹请阁下接受余热烈之感忱。”被戴了高帽子的罗斯福对这一答复非常满意。
虽然一直反对美国人邀请中国人，但既然罗斯福和蒋介石已经商定，丘吉尔也只好致电重庆，表示将“藉此良机，不仅得以相互承认，并得以共同商讨如何早日克服共同之敌人，获得完全之胜利，以及相互保证同盟国间将来各方面之工作，以促进其安全和繁荣”。
对会议地点，丘吉尔以德黑兰治安状况不佳为由相继提出了塞浦路斯、喀土穆或开罗三地。斯大林依然咬定德黑兰不放。罗斯福提出自己不能去德黑兰，因为会议期间美国国会有一次重要会议，宪法规定必须在10天内由总统签署通过的法案和决议文本并送交国会，才能生效。上述事务是不能通过无线电或电报来办理的。飞越崇山峻岭—去时向东返时向西—可能造成无法克服的耽搁，时间很可能来不及。罗斯福首先提议开罗，其次是原意大利属地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此外还可以是地中海东部的某个港口，最后的建议是巴格达一带。
然而斯大林依然坚持德黑兰，因为他必须亲自指挥苏联红军作战，“我的同事们一致认为，夏季和冬季的作战行动需要我个人与指挥部时刻保持联系，并需要向最高指挥部每天发出指示”，德黑兰有直通莫斯科的电话，其他地方不具备这种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