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沃岛大胜以及之前基地航空部队的空袭一系列夸大的“辉煌战果”，一度使东京做出了8月10日之前美军已撤出瓜岛的乐观判断。只是当这种美好的幻想破灭之后，才出现了批评三川未能乘胜追击、消灭美军运输船队的不同声音。
胜利的消息传回日本，东京各大报纸又开始连篇累牍地大吹大擂：“瓜达尔卡纳尔岛攻防战我军再获大捷。美澳联军一触即溃，全线败退。”东京、大阪、奈良和京都等城市少不了又是彻夜的提灯游行。天皇裕仁特地召集内阁要员和军界高层参加庆祝，御前酒会破例设在了富丽堂皇的赤阪离宫。这里本是接待来访贵宾的国宾馆，因战时皇居冷落，贵宾极少，就成了祝捷酒会的最佳场所。席上一众人等觥筹交错，豪气干云，早已将中途岛之败彻底抛之脑后。
虽然战术上取得全胜，但三川未将运输船队一网打尽使美国人在瓜岛初步站稳了脚跟，并最终导致日军在瓜岛战役中失利。得知有关详情后，山本对三川未能击破盟军运输船队的做法颇为不满，只是简单地发了一封祝捷电报了事。战后日本著名记者伊藤正德在《帝国海军的末日》一书中写道：“加果三川能在瓜岛一举消灭盟军运输船队，即使牺牲了整支舰队也是完全值得的。”
对手的话同样印证了这一点。被打得灰头土脸的克拉奇利自嘲道：“我军已达到了战略目的，即防止敌军接近我们的运输船队。”此言乍听像是败军之将的狡辩之词，但从侧面阐明萨沃岛海战的最终结局对盟军来说实属不幸中之万幸。8月13日，克拉奇利的另一番话更有道理，“此次作战的成败尚未见出分晓，这取决于我们能否守住已经夺取的阵地，并利用它实施后续的进攻行动”。从战略层面上看，萨沃岛海战的惨败并未影响全局，美军最终依然赢得了瓜岛战役的胜利。
对于前线传来的噩耗，尼米兹上将保持了一定的克制。他以自己的一贯姿态给范德发了一封鼓励电报，同时向特纳发去了一份慰问电。鉴于澳大利亚海军在战斗中遭受重大损失，颇具政治家风度的尼米兹特意给麦克阿瑟发了一份电报：“请代表太平洋舰队向澳大利亚政府表达我们对他们在‘瞭望塔行动’中遭受损失的深切同情，并对第四十四特混舰队全体官兵的通力合作和表现表示由衷钦佩。”—这次不好意思在“表现”前面加上“出色”二字了。
9日午夜，萨沃岛惨败的消息传到了华盛顿。美国舰队总司令秘书乔治拉塞尔上校打破禁令，直接将金从酣睡中叫醒，用噩耗打破了他关于“瞭望塔行动”有望轻易取得成功的美梦。后来金回忆说，那是“整个战争中最黑暗的一天”。
相对而言，海军部长诺克斯比金显得更有耐心。他在写给尼米兹的信中说：“当然，我们正以焦虑的心情等待着戈姆利和你报告所罗门群岛战斗的进展情况。目前的损失是严重的。但从我们由防御转为进攻考虑，我们可以说有得有失，得失相当。”
8月11日，特纳关于萨沃岛惨败的第一份正式报告同时送抵金的办公室和白宫。13日，金宽慰罗斯福说，靠战列舰“南达科他”号、“华盛顿”号和轻巡洋舰“朱诺”号，补充沉没舰只的战力绰绰有余。由于3艘主力航母完好无损，萨沃岛海战损失的更多是美国海军的尊严。有人认为本次战斗写下了美国海军作战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在一场堂堂正正的战斗中，这大概是美国海军蒙受的最大失败，几乎和珍珠港事件一样地悲惨。”珍珠港事件更多被视为一次不宣而战的卑劣偷袭，可萨沃岛海战是双方舰队的正面对决，美军的一败涂地因此更加令人沮丧。
对于萨沃岛惨败，美国人可能找出无数条理由。有人说克拉奇利前去开会，带走的“澳大利亚”号削弱了南区舰队的力量。也有人说，美军南区战舰配备的雷达较为落后，如果拥有新型雷达的轻巡洋舰“圣胡安”号在场—这艘舰当晚被部署在东区—就肯定能够提前侦测到来袭的日舰，上述悲剧就有可能避免。显然这些都属于自我安慰的开脱之辞，特纳的说法无疑更加一针见血。他认为盟军的惨败来源于心理上的懈怠和盲目自信，“我们的军官与士兵都鄙视敌人，觉得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胜者”—此言不虚。一个充分的佐证就是，当日舰来袭时盟军5艘重巡洋舰中有4位舰长在呼呼大睡。
“海军陆战队员似乎占领了琼斯滩，而长岛的其他部分则由敌人松散地控制起来了。”《纽约时报》记者汉森伯德温如此简单地总结了范德在瓜岛的危险处境。华盛顿严密封锁了消息，新闻检查官不让美国公众和日本人知道以下真实情况：陆战一师只剩下一个月左右的口粮，严重缺乏重型武器，只有少数挖壕工具、几捆带刺的铁丝和一个未竣工的机场。美国人只是就“S-44”号潜艇击沉“加古”号重巡洋舰一事大肆吹嘘了一番。
9月8日，在第三次美国舰队总司令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联席会议上，就萨沃岛之败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会议点名批评了克拉奇利的夜间防御部署。戈姆利负有“领导责任”，“直接责任”应该由特纳来负，但最终裁决必须等到“接到完整的报告后再说”。10月8日，尼米兹又询问戈姆利对萨沃岛的“部署和战斗责任的意见”并特别说明：“对这样的败仗不能漠然处之，我们欠全国人民一个交代。我们必须尽其所能，理清这场灾难的责任，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其重演。”同年12月，金下令对萨沃岛之败的过失责任进行彻查。
尼米兹为此组成了专门的调查组。这下子伶牙俐齿的特纳占尽了便宜，他拒绝承认自己存在一丁点儿责任，同时指出其他所有人都有责任。对此特文宁中校讥笑说，“特纳将军把全世界所有人都怨了个遍，唯独不怨他自己和特丽莎修女”。特纳在所有环节上对自己做了无罪推定之后将指责对准了所有人。第一首选弗莱彻，紧随其后的是戈姆利、范德、克拉奇利、诺伊斯，连东区指挥官斯科特少将—其时将军已在11月13日的瓜达尔卡纳尔海战中壮烈殉国—竟然也在其中，甚至也包括了X群和Y群的指挥官赖夫施耐德、阿希两位上校。范德也指责阿希“冥顽不化”，导致图拉吉卸载工作进展缓慢。特文宁则把瓜岛的混乱归咎于赖夫施耐德，同时指责特纳应让所有陆战队员全部上岸。每个人的说法好像除了自己其他所有人都有责任一样，简直吵成了一锅稀饭。
吵闹的最终结果是，特纳和克拉奇利被免责—老酒猜测后者的客人身份可能起了关键作用。戈姆利、弗莱彻和诺伊斯被认为不称职，伯德和利科尔双双受到申斥。其中弗莱彻和诺伊斯根本未获得申诉机会。鉴于战争仍在进行当中，大部分当事人并未受到直接影响。无论是擅自撤退的弗莱彻还是现场指挥官特纳，亦或是指挥权交接不善的克拉奇利，事后依然平步青云。克拉奇利在1949年晋升海军上将，1986年以92岁高龄去世，保有最有一位去世参加过“二战”的英国海军上将之称号。但不可否认，戈姆利、弗莱彻、诺伊斯后来赋闲的隐患此时已经深深埋下。
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场惨败足以影响其一生的命运。“文森斯”号舰长利科尔上校从此再未指挥过任何一艘战舰，很快被调回国内担任闲差文职，并最终患上了精神病。逢人便喋喋不休地说，亏得“文森斯”号有一炮打中了“鸟海”号的海图室，才使运输船队免遭不测。“人生赢家”伯德最终未能晋升少将，也没能继承家族的产业。郁闷至极的他于1943年4月19日在巴拿马运河海军基地饮弹自尽，翌日伤重不治身亡。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一小节“以卵击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