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希尔顿文中指出这一地点在青藏高原地区，随之而来是大家对“香格里拉”一词的争夺。印度、尼泊尔等国纷纷宣称，传说中的香格里拉就在他们国内的某个地方，以此来招揽更多的游客。中国自然也不甘落后，经过长达59年的论证，最终确认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就在中国的云南省境内。2001年12月17日，云南滇西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府中甸县正式更名为“香格里拉县”。

（正文）

记者招待会第二天，阿诺德收到了从重庆转来的杜立特的电报，知道至少有11架飞机有了下落，这证明日本最多击落了5架飞机。阿诺德对此倍感欣慰，“所有事实证明，杜立特完成了这次伟大的飞行”。很快驻苏联大使斯坦利的电报也来了，有一架飞机意外地降落在海参崴，这更说明日本人在吹牛。斯坦利说“苏联方面暂时还不愿对外公布”。随后马歇尔告诉总统，“显然飞行员（在苏联）不但没有受伤，还被照顾得很好。”

之前逮不到好新闻的美国媒体终于得到了扬眉吐气的机会。“东京被轰炸了！横滨被轰炸了！神户被轰炸了！”《华盛顿邮报》如此热烈庆祝道，“在太平洋战争接连失败之时，这次好消息让美国人民士气大振，欢呼雀跃。”“如果我们成功了一次，那么我们就可以一次一次地进行行动，这是在日本帝国心脏重重的一击。”《纽约时报》称。美联社甚至将之称为“珍珠港和巴丹半岛的治愈药”。《洛杉矶时报》的评论是，“这是我们对日本分期偿付的报复”。

5月5日，杜立特受命离开重庆提前回国。在辗转印度、北非、南美洲两周之后，杜立特于5月18日回到了华盛顿，此时空袭过去了整整一个月。一辆专车将他直接送往陆军部，在详细听取了杜立特的汇报后，阿诺德中将带他去见了马歇尔上将。杜立特发现“参谋长的心情好得令人惊讶”。

5月19日，杜立特随马歇尔和阿诺德一起访问了白宫，他惊讶地发现夫人乔早已等在那儿了。下午13时，在一大群叽叽喳喳的记者和摄影师的簇拥下，几个人一起到了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就在罗斯福亲手给杜立特佩戴荣誉勋章时，马歇尔大声宣读了早已准备好的嘉奖令：

“美国詹姆斯杜立特陆军准将，卓著的领导能力远超使命的要求，在生命受到极大威胁的情况下表现出个人的英勇和无畏，尽管飞机显然会在敌占区迫降或者在海上坠毁，杜立特将军仍亲自率领由志愿者组成的陆军轰炸机中队，对日本本土进行了突袭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第二天，总统为杜立特佩戴勋章的照片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报纸上甚至出现了这位超级飞行员的长篇传记，—这记者可真够拼命的。《华盛顿邮报》的大幅标题是，“他的人生故事读起来就像惊险小说，可他总能把握住最佳时机。”《巴尔的摩太阳报》称，“吉米杜立特的伟大功绩完全辜负了他的名字（成就甚微）。”“吉米功成身就！”《时代》杂志如此宣告。《纽约时报》说，“只有杰出的飞行员杜立特—他坚决、勇敢而又足智多谋—才能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

新泽西州一位诗人帕奇勃朗宁专门为杜立特谱写了诗歌：

世上有一位男子汉，

他无比骄傲，

因为他只为一件事奋斗，

那就是“胜利”。

他的权利和力量，

不仅仅是个传说，

因为他就是伟大的—

吉米杜立特！

全国无数来信中的一封得到了杜立特的珍藏，这封信写于4月24日。信中说，“我痛恨自己在那么远的距离就把你们赶下航母的行为。但由于被日本人提前发现，我们已经别无选择。我和我的船员们都说，应该在你的肩膀上钉上两颗军星，并把荣誉勋章挂在你的脖子上。你把尖刀直接插入了敌人的心脏，你无疑已经创造了历史。”信中最后说，“继续收拾那些可恶的混蛋吧！”听口气师兄们已经猜到了，这家伙就是哈尔西。

就是幸运者风光无限的同时，被俘的8名机组成员已经被押解到东京，他们被关进了宪兵总部。据战后报告称，在日本所有武装力量中宪兵属于最邪恶的部分。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审讯。日本人让美国人画出诺顿瞄准器的样子，萨泽故意画得很差劲，但日本人画出了这种瞄准器的准确图形。到这时候，所有人都承认是从航母上起飞的，因为哈尔西此时肯定已经到家喝咖啡了。日本人明白美军舰队只有两艘航空母舰，而不是“日东丸23”号报告的三艘，那些飞机全部是从“大黄蜂”号起飞的。直到战后，日本人才从美国方面了解到空袭的全部细节。

日本人起草了这些人故意轰炸学校或医院甚至向小学生射击的口供。5月22日，挨不过酷刑的美国人在口供上签了字，随后他们被投进了房桥监狱。

口供被呈送给杉山元，陆军参谋总长对未能击落一架敌机感到羞耻。民众的愤怒无法平息，在4月30日的选举中，一张选票上的情况让人啼笑皆非，杜立特的名字竟然出现在东条首相的前面。杉山元处理的方法很简单：将8名飞行员集体处决，连日本的防空指挥官也要接受审判，—后来还真有一位负责防空的官员以自杀来谢罪。

杉山元将处决美国人的报告直接提交给天皇，裕仁对此并不认同。报告也同时递交了首相，东条认为空袭行动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们不是针对军队，而是针对非战斗人员甚至小学生，这种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是不折不扣的杀人罪行。”但东条不愿将飞行员处死，与他意见一致的还有陆军次官木村兵太郎，木村担心那样做会危及日本在美国的侨民。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和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也建议将飞行员以战俘来对待。

8月13日，日本法律专家起草的《关于惩治敌人空军的军事法律》中特意指出，向非军事目标轰炸或射击的飞行员都要被判处死刑。8月28日，在未告知控罪的情况下，日军对8名机组成员进行审判并判处死刑。

随后杉山元找到了东条，要求按照判决书立即对飞行员执行死刑，东条仍不愿那么做。由于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意见相左，10月3日东条觐见了天皇。商议结果是5个人被减刑，霍尔马克、法罗、斯帕茨将被执行死刑，海特、尼尔森、巴尔、米尔德和萨泽改判终身监禁。他们同时被宣布为战犯，不享受战俘待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交换回国。1942年10月15日下午16时30分，三名被判死刑的飞行员被用卡车拉到上海第一公墓，蒙住双眼后跪成一排执行枪决。

日军处决战俘的卑劣行径使罗斯福义愤填膺，他用“野蛮”、“邪恶”、“残忍”、“杀人不眨眼”等一系列词语去形容这一行为。连一向沉稳内敛的赫尔国务卿也拍案而起，声明“决不会和一个如此杀掉战俘的国家谈判或媾和！”

被判处终身监禁的5名机组成员随后被送到南京关押。1942年12月2日，受尽虐待的米尔德病死狱中。日本投降之后，其余4人在1945年8月19日重获自由。走出监狱时他们发现，在威克岛被俘的温菲尔德坎宁安中校也和他们关押在同一座监狱里。巴尔的体重从85公斤下降到44公斤，几乎缩小了整整一圈。同年9月14日，他们返回故土，几个人领到了数千美元的补发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