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海军相互对立的主张让广田无所适从。两家都很牛叉，谁也得罪不起。被逼无奈的广田只好再次拿出和稀泥的本事。1936年8月7日，广田弘毅主持召开了内阁“五相会议”，制定了《基本国策纲要》。《纲要》的目标是“内求国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而达到此目标的具体方针则是：“外交与国防互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也向南海扩展。”这一“国策基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陆、海军在“北进”与“南进”问题上的争议，采取了“南北并进”的方针。这也充分说明广田内阁根本没有能力统一陆、海军的意见，只得将这种对立原封不动地反映到内政和外交政策中。“南北并进”的猪头战略不仅是政治上对陆、海军的妥协，而且意味着日本必须承担起同时扩充陆海军、完成“以美国、俄国为主要目标，并防备中国、英国”的用兵备战计划，支付庞大的军事预算。
推行侵华政策是日本历届内阁的重点，广田内阁也不例外。1936年8月11日，广田内阁又通过了《日本政府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规定日本对华政策的目的在于保证华北的行政“独立”，建立反共亲日地区政权，取得必要的军需物资。
以此为指导，日本政府开始积极进行扩军备战活动。陆军制定了五年扩军计划，准备充实空军装备技术和增加关东军的兵力。海军则制定了一个庞大的造舰计划以加强海战能力。广田弘毅提出了“广义国防”的口号，将扩充军需工业、发展军国主义教育、发展对外贸易等统统纳入战争体系进行备战。
在随后1937年度的财政预算中，用于陆海军扩军备战的资金达到了30.4亿日元，比1936 年增加7亿多日元，这其中就包括建造巨型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的费用。广田内阁的经济政策因此被称作“亲军部财政”。同时，为了应付即将爆发的战争，日本开始大量进口、储备各种战略物资和工业原材料。可以说，此时的日本经济已经进入了准战时体制。
在“国策基准”确定后，寺内寿一又联合海军大臣永野修身等人于9月21日向广田提出所谓的“庶政一新”改革方案，重点在于“改革中央行政机构”，提出设立掌管有关统制、革新人事行政事务的机关，强化与统制对外政策，由内阁首相亲自管理。军部的企图是通过加强首相的权限，变相为未来军人取得首相职位后实施军事独裁开路。
但以上所有的罪过加起来都没有下边要提到的这一个大。为了寻求对外侵略扩张的国际支持，迫于军方压力的广田弘毅开始努力倡导加强与德国的联系。为了不刺激英、美、法诸国，1936年11月25日，日本以“反苏反共”为掩护与德国正式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迈出了走向国际法西斯联盟罪恶轴心的第一步。当时日本驻英国大使、自由派人士吉田茂听到协定签订之后说了一句话，“日本离战争只有一里路了”。
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一协定不是以负责外交的外务省而是由参谋本部策划来进行的，到了最后要签约的时候外务省才出面（详情后叙）。——这一协定也成为广田最后走上绞刑架的判决书。日德协定虽然表示欢迎有志于防共的国家加入，但对此发出“友好信息”的仅有意大利。就连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都发表声明，称“防共是内政问题，不认为有求助于第三国的必要”。
为了加强对国民的思想控制，压制国内的民主运动，广田内阁还制定实施了《不稳文书取缔法》、《总动员秘密保护法》和《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为推行军国主义服务的法律法规。军部还强烈要求进行“议会制度改革”，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削弱议会权力来彻底否定政党政治，并以天皇名义领导下的军事独裁体制取而代之。
政党方面对军部横行内阁的现状早已经感到强烈不满，现在人家找上门来了，一些政党人士被迫进行抵抗和反击。1937年1月21日，政友会69岁的元员级议员滨田国松在议会上发表演说，矛头直指军部。认为军部干预政治将成为独裁政治的温床，他指出“强化独裁政治的思潮一直在军内泛滥，它时刻有破坏文武恪守其准则的危险。这正是国民所共同忧虑之处”。
滨田的演说犹如导火索迅速点燃了议员们对军部独断专行的愤怒，他们对滨田报以热烈的掌声。滨田一下台，坐在阁僚席上的陆军大臣寺内寿一立即走上讲台，态度极其傲慢地反驳道：“刚才滨田君的演说中有侮辱军人的言辞，我对此深表遗憾。”得到议员们支持的滨田自然是毫不退让，他复又登上讲台：“本人忝为国民的代表，如有人寻衅说我侮辱了国家荣誉所归的军队，我将寸步不让。”寺内听罢，立即再次登台声色俱厉地威胁说：“由于滨田君的发言有损于国民一致的精神，我再次提出忠告。”滨田岂肯服输，他再次大步跨上讲台冲着寺内喊道：“我究竟是否说过侮辱军部的话，请查一下速记记录。如果有，我剖腹向你谢罪；如果没有你剖腹！”结果当然是谁也没剖，要不议会变屠宰场了。
在会后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怒气冲天的寺内坚决主张解散众议院。他的这一建议即使是平日里支持军部的一部分大臣也持反对态度。在1937年1月23日的内阁会议上，寺内的态度已经到了不可商量的地步。在军部看来，广田弘毅已经失去了作为傀儡的利用价值。同一天，广田内阁因为无法解决政党与军部的尖锐矛盾而提出总辞。
广田弘毅内阁倒台后，元老西园寺公望推荐宇垣一成担任首相。1925年宇垣在加藤高明内阁任陆军大臣时曾经主持过“宇垣军缩”，一下子裁掉了陆军的四个师团十六个联队，彻底得罪了娘家人，陆军于是坚决反对由宇垣组阁。宇垣还没到东京，陆军就派出东京宪兵司令中岛今朝吾中将在进京的必由之路多摩川六乡桥上劝阻宇垣放弃，但执拗的宇垣还是到了东京。这次跳出来的就是晋升为陆军少将的石原莞尔。石原的武器就是广田弘毅刚刚恢复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石原莞尔串通寺内寿一、杉山元和小矶国昭三位陆军大将，向宇垣一成通告陆军将不派陆军大臣参加内阁。被点中死穴的宇垣一成只好背起行李卷重新回家。
宇垣组阁失败，下一个轮到了著名的“越境将军”林铣十郎。但短命的林铣内阁只维持了四个月就再次总辞。
1937年6月4日，时年46岁、被称为“青年宰相”近卫文麿终于走上前台。
一个月后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