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九一八”事变
1931年，日本国内之前持续的经济危机达到顶峰。相比1929年，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三分之一，对外贸易总额下降将近一半，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储备黄金不断外流，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工农业产品价格一路狂跌，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失业人口高达400万人。为了解决面临的危机，日本政府开始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同时也急需一场战争来解决国内存在的诸多矛盾，所需要的仅仅是时机和借口而已。对于蓄意闹事者来说，这种时机可谓无处不在。
1930年3月，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讨蒋之战。同年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一场大战随之爆发，史称“中原大战”。交战双方都对远在东北的张学良积极拉拢。在胜败局势未明的情况下，张学良对双方都若即若离，一直保持中立立场。6月份蒋介石曾派张群将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及大印送到东北，劝张良立即出兵入关助战，张学良以“德薄才庸”为由婉拒。随后在南京中央军攻占济南、反蒋联盟败局已定的情况下，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宣布支持南京中央。第二天，十万东北军精锐部队挥师入关，早已成强弩之末的反蒋联盟刹那间土崩瓦解。气势如虹的东北军先后占领华北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张学良随后因“危难之时显身手”被蒋介石正式委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真可谓一人之下无数人之上。年仅三十岁的张学良达到了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对于张学良来说可谓名利双收。1931年4月，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在北平设立，此后张学良率军常驻平津，主持行营工作。大批东北军精锐出关导致关外防备空虚。从这时起一直到去世，张学良再也没有回过东北。
尽管名义上已经统一，但实际上当时全国仍是一盘散沙。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先后组织多次武装起义。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均告失利。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中央军在内的30万军队发动第三次围剿。就在蒋介石加紧剿共之际，南方两广再次出现意外情况。1931年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等人为委员，南方的粤桂军兵分五路向湖南进攻。蒋介石急令剿共前线转为守势，除以一部监视共军外其余各部分别转进“讨逆”。此时的中国大地可以说是一片混乱。
早在1930年年底，日军参谋本部在制定《1931年形势判断》时，就对未来在满洲将要采取的行动进行了充分讨论，最后决定了三个阶段的行动方案：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结合这一计划，陆军参谋本部对于即将在满洲进行的活动也进行了一系列精心的准备。1931年4月，由北方士兵组成、原驻仙台的第2师团和原来驻扎在东北辽阳地区的第16师团换防，以适应东北地区的严寒气候。7月，密令驻扎在东北的守备队向苏家屯、奉天一带集结，又向朝鲜增派了一个师团，准备随时渡江参战。为了对付沈阳的高大城墙，永田铁山在视察东北的时候承诺给关东军用于攻击北大营的两门240毫米重炮也专门从本土调运至满洲，配属给驻奉天的第29联队，炮口预先瞄准北大营和飞机场。8月，日军又进行了精心的人事调整。一直从事于策划进攻东北、主持制定过多份解决满蒙问题大纲的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少将调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原来张作霖的军事顾问本庄繁中将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大佐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在当时日本少壮派军官中，有三个人被公认为“中国通”，简称“三通”。他们分别是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从4岁起日本字都不一定认几个时就开始由其祖父指导学习汉学。三人的“通”还有侧重，土肥原被称为“东北通”，矶谷廉介是“南方通”，板垣征四郎是“华北通”。在这个节骨眼上把土肥圆调到东北，谁都能预料到下一步肯定要有所动作。
凡事都要有借口，即使对于苏俄、日本或者德国这样的侵略者。也就在这一时期，东北相继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万宝山事件”纯属中朝农民之间的民间土地纠纷。日本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最后在日本的引导下朝鲜半岛掀起了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
“中村事件”相对复杂一点。当年6月，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带领三个部下在兴安岭一带作军事侦察，返回途中被中国东北军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他们身上搜出了调查笔记、军用地图、指北针、测绘仪器等物。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除重要文件留下上报之外其余一律销毁。
也真该出事。由于处死中村之前想逃跑的中村曾与团部的卫兵发生搏斗，中村佩戴的日本军官专用手表被打飞，正好被来送夜宵的第三团司务长李德保悄悄捡走。后来李德保在外边嫖娼时没钱结账，就把手表押在了当铺。发现中村神秘失踪的日军沿着中村之前走过的路线寻找，得蒙人密报在当铺中找到的手表就成了日本人的铁证。
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谋财害命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最后东北军无奈将关玉衡撤职。就这两事件，蒋介石当即指派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商议解决，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消弭东北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