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算是一种报应吧。在中国历史上，父子两代同时位极人臣，势焰熏天，同一天被流放杀头，同时列入官修正史奸臣传的，蔡京父子可能是独此一家。如果再加上同样被列入奸臣传，同样开府仪同三司、从而位极人臣的蔡京的弟弟蔡卞，再加上同样被列入奸臣传、同样势焰熏天的蔡攸的弟弟蔡絛的话，那么，仅仅蔡氏一门的事迹，在中国历史上就可算是蔚为大观了。
就是在此期间，蔡京与童贯高度默契，怂恿皇帝宋徽宗赵佶，策划、组织、实施了在中国历史上掀起滔天巨浪或者巨祸的事件。这就是意图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联金灭辽事件。从此，将大宋帝国推进万劫不复、血流成河的深渊。导致大宋帝国覆灭，导致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导致一部大宋帝国历史，从此变得支离破碎，满目创痍，满纸血泪，读来令人倍感凄凉。
事情起因于童贯出使辽国。
此次出使访问，其实并没有什么重大议题，只是依照两国约为兄弟之邦后的外交惯例，前去祝贺辽国天祚皇帝的生日而已。童贯也无非是留心沿途山川形势，考察一路风土人情。除了辽国一方在接待规格上不算特别崇高隆重，令童贯稍感怏怏之外，一切行礼如仪，没有特别值得讲述的新鲜事儿。进了辽国首都临潢府后，他们看到大街上人流如织，市面相当繁华。再进一步留心，发现原来契丹人与汉人是分地而居的：城北，房屋高大豪华，为契丹人之居住区；城南则低矮简陋，多是以手工、商贩为业的汉人居住。这使使团诸公相对感慨，不一而足。
一个意外的重大收获发生在回国途中。
童贯一行走到卢沟地方，就是今天北京西南郊外的卢沟桥附近时，一位辽国汉人马植深夜来访，向大名鼎鼎的童贯太尉贡献了一条收复燕云、搞垮辽国的奇计。从而，揭开了帝国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大事件的序幕。
马植世居燕地霍阴。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之后，他的家族成为辽国汉人大姓，从远祖时起便世代为官。到他这一代，居官为光禄卿，这是一个负责皇室膳食的中高级官职，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地专级的样子，日常工作则是主管皇家酒醴膳馐事务。官修正史《宋史》将其列入奸臣行列，并说他“行污而内乱，不齿于人。”这种评价，常常被后世学者所沿袭，使得这位马植显得相当面目可憎。
事实上，这种评价大有可商榷之处。我们知道，《宋史》是由元朝宰相蒙古人脱脱所主修。蒙古人灭掉南宋入主中原之后，实际上相当忌讳自己与契丹人一样被视为胡人、胡虏，更忌讳汉族人心怀华夏正统。知道这些，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官修正史中要将马植列入奸臣传了。
仔细研读史料，我们会很容易发现，这位马植的见识与行事相当敏锐且富有预见性，远远高于大宋帝国当朝的衮衮诸公。如果一定要说他有什么错的话，那只有两样：其一，他不该在被故国遗弃了一百多年之后，还要热烈地怀念华夏文明，希望故乡回到祖国怀抱；其二，他不该对辽国的政治腐败失望之后，寄希望于宋朝的政治清明（12）。他不知道，实际上，此刻大宋帝国的腐败程度，甚至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了辽国。其实，这也难怪他，当时绝大多数的辽国人与金国人，都还以为大宋帝国是一个极其令人仰慕的高度富裕、高度强盛、高度文明的国度呢。
有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
当今辽国天祚皇帝的前一任皇帝，是天祐皇帝。这位皇帝曾经用二千两白银铸了两尊佛像。在佛像背后所刻铭文中写道：“开泰寺铸银佛，愿后世生中国！”这座开泰寺的遗址，就在今天北京西便门附近西北一里处。连皇帝尚且希望来世托生在中国，也就难怪马植对故国心向往之了。因此，诚如一位知名作家所说：马植高估了祖国的强大，不是他对不起自己
的祖国，而是这个祖国辜负了他。后来，到了靖康元年，即公元1126年，金国骑兵席卷大河上下之后，大宋帝国君臣毫不自省，迁怒于马植，将已经改名为赵良嗣、并忠心耿耿为帝国奔走的他杀死在贬居地湖南郴州。
此刻，童贯面对马植所献的灭辽复燕之策，大为兴奋。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天地，在那片天地里，他将创下震烁古今的伟大事业。
对于马植正式叛归大宋的日期，史家历来众说纷纭，许多人采用的一种说法认为，马植此次就被童贯带回了汴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判断，陈乐素教授所考证的时间，可能是更有说服力的。就是说，马植来投的日期，应该是在政和五年，也就是公元1115年。此时，完颜阿骨打举兵叛辽已经两年时间，并在一年前创立了金国政权。而辽国国事日非的衰颓景象业已日甚一日，无可挽回。当此时，马植所说的联金灭辽复燕之策方才顺理成章。如果这种判断成立，那么，四年前卢沟桥畔的会晤，很有可能只是达成了某种共识或者意向。当时，阿骨打还没有继承完颜部落酋长的职位，局势并不明朗；另一方面，一国使团将被访问国家的叛臣夹带出境，也势必惹起两国关系上的轩然大波。于是，可能的情况是：童贯与马植约定，让他与宋辽边境上的宋朝雄州知州保持联系，以待时机。
但是，上述的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元1115年，雄州知州送来紧急文书，其中附有马植的亲笔信，援引孔老夫子“危邦不居”的古训，表明了南归“圣域”，恢复汉家衣冠的愿望。他所陈述的一切，并非不符合帝国正统的观念。于是，徽宗命童贯与蔡京共议可否，二人一致认为应该接纳，于是下令，让马植于当年四月入境。其实，此刻马植已经来到了童贯家中。徽宗皇帝知道后，立即于延庆殿接见该人。在这次接见中，马植全面介绍了辽国危机和金国的崛起。他的一段话，被原封不动地摘引进了《宋史》，成为宋辽金关系史上的名言：
“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真得志，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事不侔矣。”
侔者，等也，齐也，相同之意。最后一句的意思是，事情就不一样啦。
事情的全部关键，不在于马植做错了什么。对于大宋帝国来说，他所做所说的一切，都完全正确。问题在于，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面对一个错误的政府和一批错误的执政人物，说出了绝对正确的真理。于是，整个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变得错尽错绝错到了家。
宋徽宗对马植所说的一切深表赞同。于是当即任命他为秘书丞，赐国姓赵，改名赵良嗣。从此，大宋帝国蠢蠢欲动，开始了联金灭辽、恢复燕云之举。
这个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了来自现实考虑和道义思量的双重反对。
负责起草诏令的中书舍人宇文虚中的论述极为精彩。他说：“用兵之道，必须先考虑强弱虚实，知彼知己，以防万一，现在，如果说起军备经费与贮备来，主战的统兵大帅会说绰绰有余，而边防州县财政军粮空虚匮乏则被忽略不计；如果说起兵士的强弱，统兵大帅会说兵甲精锐，而边防州县的兵备废弛则置之不问。边境上没有攻守器具，军府里只够几天的军粮，就是孙武再世，这个仗也没法打。”他认为，以百年怠惰之兵，久安闲逸之将，去与新锐难争的敌人角逐于血肉之林，恐怕中国之边疆，没有安宁的日子了（13）。这位机要秘书的确厉害，他所预言的一切，后来一一应验，而且比他说的，惨烈不止千万倍。
在策略上，他也反对这样做。他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譬如一个大富翁与一家穷人比邻而居，他想吞并穷人，扩大自家的地盘。于是找来一个强盗，对他说：干掉这个穷小子，他的房地产给你一半，他的财产全部归你。就算都做到了，邻居换成了一个成天惦记你家财产的强盗。从此，你的日子还能过吗（14）？从后来的情况看，他把这个强盗还是估计得太老实了。
在道义上，反对的声音也不少。澶渊之盟，两国结成兄弟之邦，不管怎样，毕竟和平相处了一百多年。双方有来有往，总体上还算友好。如今，人家家里失火，作为邻居，不但不帮忙救火，反而趁火打劫。这叫怎么说的？
甚至原定的对辽作战前敌总指挥种师道就持这种看法。这位“老种经略”，是北宋末年赫赫有名的“种氏家族”名将，世代行伍，在军界很有威望。他劝童贯说：“我们现在干的这档子事，就和邻居家进了强盗，不但不去救，还趁乱抢劫分赃一样。这种事真的干不得。”童贯听了极为恼火。他不动声色地密奏皇帝，弹劾种师道。结果，宰相王黼临战易将，立即下达命令，强令种师道退休（15）。
今天回顾起来，促使大宋君臣玩火的原因很多。归结起来，无非是下列三种原因起了主要作用：一是朝代的夙愿，二是现实的屈辱感，三则确实是这种趁火打劫的心态。
朝代的夙愿，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
从石敬瑭献出燕云十六州换取后晋皇帝宝座以来，中原地区便实际上门户大开，丧失了
所有军事与战略上的主动权。因此，赵宋立国以来，便一直图谋恢复。但是，始终没能如愿。如果上天假以时日，以赵匡胤的雄才大略或许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到赵光义时期，连续两次较量，都落得全军覆没的结果。致使宋朝上下普遍患上了“恐辽症”。加上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宋朝渐渐形成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于是，燕云恢复事实上变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帝国夙愿。
王安石变法图强的基本动机里面，就包含了实现这一夙愿的深层追求。所以，当国库相对充盈时，宋徽宗的父亲宋神宗就曾经放出狠话：若有人能够收复燕云地区，皇家将不吝惜册封此人为王（16）。然而，在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之下，北宋时期许多品行高洁、学术纯粹、德高望重之士，大多成了主和一派。致使那些试图用“主和”还是“主战”，来作为区分北宋时期好坏善恶标准的人，面临着永远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因此，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摘下这顶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