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五月，司马光奉坚决反对变法的宣仁太后之命返回京城，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到第二年九月病逝前，以一年半时间及其与王安石同样不听任何反对意见的精神，将十七年变法新政全部废除。包括于民于国两相便利的免役法在内。史称“元祐更化”。坚决反对变法，但赞成实行免役法的苏东坡、范纯仁等人，建议司马光区别对待，保留那些经实践证明合理的新政，免得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糟蹋了老百姓。结果，遭到司马光断然拒绝。致使苏东坡、范纯仁等人相当惆怅地叹息：奈何又一位拗相公。意思是，怎么又出了一个和王安石一模一
样刚愎执拗的宰相（28）。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
王安石不惜与众多亲人、朋友、同事反目，也要忠实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信念，坚定而执着。如今，司马光表现出了同样决绝的坚定与执着。这种政治非理性令人感到极度不安。当这种令人敬重的品质与完全拒绝不同意见相结合时，在这两位伟大人物身上，同样使人产生了一种感觉：美好的品格被不适当地、过分地滥用了。于是，政治宽容、理性精神、必要的妥协与长远的目光全部不见了，坚定与执着变成了执拗与刚愎自用，帝国的政治空气之中，被两位政治领袖从不同方向注入了一股同样强烈的、带有戾气的不祥气息。它是一把双刃剑，锋芒所向，丝毫不留余地，在伤害了对手的同时，势必同时伤害自己所钟情的事业。从此，我们只能无奈地看到，在两位领袖开辟的道路上，他们那些不成器的继承人，越走越远，越走越趋向下流。
公元1086年，即宋哲宗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在江宁府，就是今天的南京去世，时年六十六岁；九月，司马光病逝，时年六十八岁。此后，到公元1093年，即宋哲宗元祐八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帝国政府致力于清除王安石变法影响、恢复祖宗旧制的工作，前后历时九年。至此，支持变法的政治派别，被时人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一派，则被称之为“元祐党人”。帝国政治陷入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公元1093年，宋哲宗亲政，这位可能有某种心理生理缺陷的十八岁皇帝，再一次起用变法派人士，全面恢复变法新政，严酷打击元祐党人，前后历时六年有余。苏东坡等元祐党人在元丰党人章惇这位昔日朋友的苛酷荼毒之下，陷入晚年极为悲惨黯淡的境地。以王安石事业继承人的姿态，出现在帝国政坛最高层的章惇宰相，不计后果不留余地地整治政敌，他甚至正式提出，要将司马光的坟墓掘开，暴骨鞭尸；同时制订了一整套摧残元祐党人及其子女后代的计划。只有当他的同志警告他不要开这种先例，免得冤冤相报时，他才勉强放弃了这个诱人的念头。
公元1100年，二十四岁的宋哲宗病死。宋徽宗赵佶继位，由讨厌新政的向太后垂帘听政。其间，再次起用元祐党人，废除变法新政。九个月后，向太后患病归政，宋徽宗正式执掌大权。
上帝仿佛存心要毁灭北宋帝国一般，数年间，波诡云谲，政潮叠起。每翻覆一次，便使帝国的元气正气衰减一分，直到病入膏肓。
随着两位具有大家风度的政治领袖去世，两派政治力量由道义与治国理念之争，蜕变成私利、意气与权力之争，由确曾有过的君子之争，堕落为真正的小人之争。从此，在大宋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再就很少见到那种信念坚定高远、人格高尚纯粹、学术博大精深的伟大人物了。
不久，随着苏东坡与范纯仁的黯然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正式结束。从此，帝国正儿八经进入了一个政治伦理急剧沦丧，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是非善恶观念完全丧失的时代。整个帝国官场完全趋向厚颜无耻与卑贱猥琐，到处充斥着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他们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堂皇神圣的庙堂之上，探囊取物般地攫取着国家的权力与财富，直到将北宋帝国导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公元1127年，宋徽宗赵佶在皇位上整整坐了二十五年；一年多一点之前，即金兵第一次打到京都城下之前，他将皇位传给了大儿子、皇太子赵桓，自己做起了太上皇。这二十五年皇帝生涯，宋徽宗基本上是在一种轻歌舞喜剧般的氛围中，优美地旋转着，滑着轻松的小步舞似的度过来的，直到退位。
关于这一次传位，历史上有两种见解：一种看法认为，宋徽宗赵佶眼见大势不好，赶快
主动让位，把自己的儿子拉出来顶雷；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在内外交困之下，宋徽宗不得不退位，让儿子出来收拾残局。不管哪一种说法，着眼点仅仅在于宋徽宗是主动让位还是被动退位上。
事实上，在这一点上争论不休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的情势是大家公认的。即，此时的大宋帝国，在徽宗二十五年统治之下，已经由一座锦绣江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破船漏屋。
此时此刻，这一破船漏屋正在遭遇暴风骤雨。
宋徽宗赵佶生于公元1082年，即北宋元丰五年阴历十月十日。
据说他降生之前，他的父亲宋神宗曾经来到秘书省，观看过那里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画像，对这位亡国之君的儒雅风度极为心仪，随后就生下了宋徽宗。并且，史书很认真地记载说，在他出生时，他的父亲宋神宗梦见李煜前来谒见。这使当时稍后一点的人们普遍倾向于相信：宋徽宗赵佶是由李煜转世托生的（1）。
今天，熟悉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人，则会很容易地发现：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惊人地相似：
——他们同样具有极高的艺术天分，才华横溢，文采风流；不同的是，在诗词曲赋上，赵佶略输文采；在书法绘画上，李煜则稍逊风骚。
——在治理国家上，他们同样弱智，同样昏庸，同样不管别人死活，只顾自己享受快乐，极其可恶；不同的仅仅是祸害人的程度与范围而已。
——他们同样是亡国之君。李煜的南唐国亡在了宋徽宗赵佶的祖先宋太祖赵匡胤手里，赵佶的北宋帝国则亡在了金国女真人的铁蹄之下。
——最后，他们的归宿同样悲惨不堪。李煜成为俘虏后，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妻子被赵家天子屡屡召去侍酒侍宴侍寝，成了真正的“三陪女”；宋徽宗被女真骑兵掠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边时，除了年老色衰的之外，几乎所有妻子女儿都被女真人瓜分，沦为姬妾；失宠后，再沦为奴婢侍女。
李煜落到赵家天子手里三年。四十二岁时，在大宋都城开封，死于赵家天子一种叫“牵机药”的慢性毒药。当时，阴历七月七日，正是牛郎织女渡过迢迢银汉相会的日子，又恰好正是李煜的生日。这位皇帝词人心爱的小周皇后被宋太宗赵光义召去侍宴后侍寝，妻子向他哭泣求救，他毫无办法，只能万分悲怆地写了一首《虞美人》。在词中，这位亡国之君并不敢发泄不满，只是满怀凄楚地怀念故国和往昔岁月：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宋太宗赵光义读了这首情真意切的佳作之后，很不愉快，下令毒死作者。据说，他们使用的这种“牵机药”是一种极可怕的毒药。吃下去后，相当痛苦，使人的头部向前抽搐，最后与足部拘搂相接而死，状似牵机，所以起名叫“牵机药”。
相形之下，与宋徽宗的祖先比起来，女真人显得相当宽厚：宋徽宗在他们手里活了九年。五十四岁时，在远离开封万里之外的大金国小镇五国城，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依兰县老病而死。死前，这位天才的艺术家皇帝也写过一首怀念故国与往昔岁月的词——《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这首词准确地表现了作者的悲怆与真情，可能是这位皇帝的所有文学作品中最好的一首词：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往昔的一切，就连做梦都梦不到了。其悲怆可以想见。可惜，就连在这样的词作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作者的浪漫与轻佻。假如赵佶真的是李煜托生的话，他倒是确实为李煜报了亡国灭家的一箭之仇——让赵匡胤开创的北宋江山断送在他的子孙手中，这是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的轮回报应。
对于不太了解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人们来说，可能对宋徽宗知道的不是很详细。但是，只要你读过《水浒传》，只要你熟悉那些梁山好汉，稍微一点拨，你就会知道，那位使整个国家奸臣当道、遍地虎狼、专门把好人逼上梁山的、在李逵口中坐在天子“鸟位”上的“皇帝老儿”，就是此人。
从现有史料上判断，宋徽宗在当上皇帝之前，是一个多才多艺好学上进，相当讨人喜欢的好青年，在宫廷内外朝野上下的口碑很不错。据说，他从小就举止不凡。当时的皇家贵戚子弟大多喜欢追逐声色犬马，唯独宋徽宗每日沉浸在笔研、丹青、图史、射御之中，这显然是一些相当正派健康的嗜好。因此，到十六七岁时，他已经“盛名圣誉布于人间”，就是说，不但知名度不低，美誉度也非常高（2）。
公元1100年，即哲宗元符三年正月，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病死。此时，宋哲宗只有二十四岁，应该正是生龙活虎的年龄。他的死，很有可能与放纵的两性关系有关。有证据显示，这位皇帝十四岁时，就有大臣上书，劝谏皇帝不要过多地陶醉在女色之中。据说，当时皇帝已经大量征集民间适龄女子进宫，每天要有十位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美貌女子，侍奉这位尚未婚娶、没有皇后的少年皇帝，这使得大臣们十分烦恼。也使皇帝的祖母，当时统摄国政的宣仁太后相当烦恼（3）。
根据现代生理学和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成年男子具有生殖能力的精子，需要三十六个小时以上才能发育成熟。过度的性生活，很有可能是导致这位青年皇帝正当盛年死去，和没有子嗣的重要原因。
然而，不管怎么样，宋哲宗的死，无疑为宋徽宗登上帝位扫除了最大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