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东方帝国因其拥有广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不得不靠加强等级观念、专制制度来维系其统治利益。丰富的资源、相对完整的社会分工所形成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就了东方帝国的封闭性。由于缺乏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加上统治阶层有意的思想禁固，民众在失去个性和创造力的同时，也染上了麻木、愚昧和狭隘。人类社会历史表明：专制最严重、最牢固的时期，也是文化发展、生产力发展最黑暗、最停滞的时期。在专制制度下，民众的个性价值与创造力都淹没在由专制、等级、特权所产生的、种种无尽的不合理限制、不公平待遇及非正义压制之中。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所创造的精神文化与所积累的物质财富的总和却无法与短短数百年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相比，这一客观事实是对人的创造力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表现结果的最好注释。
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在西欧确立并扩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治者对商人阶层的立场态度与东方民族截然不同。在东方，商人虽然拥有财富却没有相应的政治地位，受到统治阶层的鄙视、冷落；在西欧，统治者并不排斥商人进入统治阶层，他们不仅拥有财富，同时也拥有响应的政治地位，这使商人阶层能够影响、甚至左右国家的内外方针、政策。商人的务实本性使统治阶层意识到尊重自然、尊重科学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化艺术的繁荣。这一发展成果使西欧遥遥领先于相对封闭的、自我满足的东方各民族，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一旦具备了这种物质条件，在追逐财富的动机驱使下，对外扩张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人权”、“平等”、“民主”、“自由”与“法治”，这些概念并非西方社会的独创与专利，而是社会经济发展至一定程度、社会教育普及至相当水平而产生出对政治权力的进步要求，是民众个人意识觉醒的反映，是人类社会经济、科学与教育发展至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然朝向的最高目标。
基于西方社会先到而来的工业文明，才使他们首先认识到并首先加以实现。这些人性化概念的产生基础和实现基础必须依靠全社会教育的普及与深化，才能促使绝大多数公民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所具有的价值、所应享有的权利。在同时期的历史，东方社会因其强有力的集权、专制制度而抑制、阻碍了工业文明的发展，因而也就无法产生和实现基于这一基础的社会理念。
“民主”、“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欲求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带动了社会教育的普及，社会教育的普及唤醒了民众个人意识的觉醒，民众个人意识的觉醒必然要求政治民主化、社会法治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法治化又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教育的普及、深化……
社会制度存在的内容和形式总是与国家的特定文化背景、特定历史时期相适应。它的发展、变化不仅取决于国家内部因生产力发展而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同时也受到来自国家外部的压力和影响。它的形式总是滞后于内容的发展变化，当旧形式无法适应新内容的发展变化时，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社会价值导向也受到统治者个人意志的影响与作用，这种影响、作用与该国的专制程度、封闭程度成正比的，越专制、越封闭的国家，其权力受到监督、制约的力量就越小，统治者个人意志也就越容易通过法规形式得以贯彻实施；反之，越民主、越开放的国家，其权力受到监督、制约的力量就越大，统治者个人好恶及不正当利益也越难以通过合法程序加以实行、保护。
即使是极端专制、封闭的国家，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也不可能改变其社会的发展趋势，而只能延缓其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不是为某个统治者或某些集团利益而存在，推动人类历史发展最深层、最本质的动力就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这是所有统治者都无法改变且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从某一角度而言，私有制产生后的人类历史就是少数掌权者制定了有利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规则，多数人便遵循和针对这些规则进行有利于各自利益的追逐、争斗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新的规则不断产生、旧的规则不断淘汰，规则制定者与规则适用者间不断变幻的矛盾、斗争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违背、压制人性的社会制度必然灭亡，尊重人性、有利于人性的发展与完善的社会制度将不断靠近。
从某种意义而言，国家的真正独立植根于传统民族文化的独立。共同的民族文化是产生社会认同感、国家凝聚力的内在情感力量。在众多不同种族汇聚一起的大熔炉中，维系国民情感的只是实际物质利益，规范人们行为的只是统一的法律制度。“国家”让民众感受到更多的是统一的、区别于他国的国民待遇（应享有的权益、福利和应承担的责任、义务），难以形成发自内心的、强有力的民族认同感与社会凝聚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共媒体始终面临着迎合市场需求还是坚持真理的两难选择，如果一味地迎合市场需求，势必以违背真理、丧失道德为代价；如果坚持真理，理想固然美好，但在现实的土壤上却难以为继。由于民众素质问题、个体需求多样化等原因，二者常常难以调和，从某种意义而言，大众化也意味着庸俗化，如何把握它们的尺度同时也是衡量媒体境界和权威的标准。公众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社会的真实信息，报道真实是公共媒体应有的最基本职责和道义。
“一考定终身”与“科举制度”有何分别？社会为什么会唯文凭是论？文凭与个人的实际才能、道德品质、思想境界有多少必然联系？教育的内容究竟注重什么？是培养狭隘自私的专业“工具”？还是造就胸怀宽广的社会栋梁？是培训缺乏判断力、是非感的奴仆？还是输送有独立思考能力、有正义感的公民？
学生从小就受到高考压力的影响，学习目的也紧紧地围绕这一中心目标，哪里还能顾及个人志趣、信仰教育、实践能力？这样的教育环境能哺育出什么优秀人才？能培养出什么高素质公民？除了文凭，难道就没有更明智、更客观、更可靠的标准来衡量、评价一个人的才能、天赋和学识？
知识难道可以停滞？学习难道可以终止？文凭不过是一个学习阶段终结的标志，只能表示对过去或现有知识的了解，要想跟上时代就必须不断进取。因此，学习是一个终身过程，“一考定终身”也就显出它的荒谬性。
对文凭的迷信实际是思想幼稚的体现，与偶像崇拜同出一源，要验证一个人的才智，实践才是惟一可靠且令人信服的试金石，而非一纸空文。因此，社会各行业在招聘人员时应当有自己的实践考核标准，而不是唯文凭是论，如果哪个单位对文凭“情有独衷”，其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最杰出的人才普遍不是常规形式所打造出的，而是整个社会大熔炉所铸就的。
社会应以连续不断、符合实际需要的考核来证实一个人的实际才能去替代那种通过宽泛、基础的一次性考试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迂腐行为，才能满足各行业各自具体的特殊需求，才能使社会各方面都能明智地对待学习和考试。
文凭本是用来证明一个人的学历，结果人反而成了文凭的附庸，这难道不是社会环境出了问题？只有社会就业环境的普遍明智，教育制度的合理改善，教育目标服务于人性的完善、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学生也就可以挣脱这沉重的精神枷锁。
在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下，政府不但要尊重个人的价值与尊严，而且有责任和义务将国民思想引上公正、平等、民主与自由的正确大道，使国民认识到自身的权力和义务。那些埋怨国民素质低下的人有意或无意地为专制独裁和不负责任的政府行为提供了借口。人民首先要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成长、适应一定社会制度而生存，在缺乏民主、开放、法治和教育的社会土壤上，如何能让大多数民众都具有深刻的认识能力、远大的理想抱负、坚韧的顽强意志、 高尚的道德情操？
那些不知社会公德为何物，在污浊环境中“自由”惯了的人，当其置身于另一种文明环境时，粗俗在高雅的反衬下显得如此“耀眼夺目”，怎能不引人“赞叹”！公众素质问题最直接原因就是教育问题，它取决于社会教育的立场、方式与教育的普及程度。一个不断出产大量极端自私又愚蠢固执、普遍存在人格缺陷产品的社会，怎不令人鄙视、不令人悲哀！造成教育问题的原因难道不是政府的失职？贫困固然是一个基本原因，但决不是决定因素，看看那些众多高居要职、手握财富、身怀文凭的人的品行就能明白它应当是全社会信仰教育的问题。
在专制、人治的社会里，法律不过是服务于统治阶层利益的工具，它对民众而言是桎梏，对统治者不过是摆设。因此，统治者可以随意揉捏、修改或干脆弃置不顾、视如无物。在依法办事可能处处碰壁、歪门邪道却能畅通无阻的环境里，在长官意志可以为所欲为、个人好恶可以左右他人命运的特权社会中，如何叫人不去揣摩长官意志、不去满足长官喜好……
人治社会为有权术“天赋”的人们发挥其“作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由于驾驭权术能力的大小决定了官职的高低，于是，官员们（包括有志于仕途的潜在官员们）便孜孜不倦地苦修这门“绝世武功”，期待有朝一日能“一统天下”；在官场的带动下，商场也不甘落后，奋起直追，勤炼同门绝技----“诈术”（财富的多少取决于“诈术”的高低），结果，道德靠边、诚信让路，“争权”和“夺利”你追我赶、齐头并进，大家“相互交流、热火朝天”地“共创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