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官僚集团的贪欲。在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时期，官僚们所能剥削的无非是些难以兑换成货币的实物。而任何人对这些实物的消费都是有限的，因此他就不可能超过自己的消费能力来剥削。比方说，一个县太爷一年可以搜刮一吨大米，而他自己只能消费半吨。如果商品经济不发达，剩下的半吨米卖不出去，那么他为什么要多搜刮这半吨呢？而一旦搜刮来的东西能够很容易地换成其他物品(既可以满足现时的其他消费需求又可以储存起来到以后再消费)，那么他就会尽量掠夺。

第四，官僚阶层在税收和徭役方面的特权，导致官僚进行土地兼并的成本很低。在明帝国的法律制度下，官僚阶层是免役的，而在赋税方面也有很多减免，而且还经常拖欠。减免是制度使然，而拖欠也很好理解，税赋本来就是他们自己在征收，偷税、漏税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原先的《鱼鳞图册》，后来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就是最好的例证。

由于官僚体系本身不参与生产，因此也不会在乎生产过程中有多少剩余劳动能够被剥削。而官僚的任期有限、官位不能世袭，国家的土地、资源、人民也不属于他们所有，因此也就不会考虑长远的利益。其结果是，在不受控制和集体腐败的情况下，他们根本不会考虑再生产的问题，他们所在乎的只是能够从老百姓身上榨取多少财富。对于其中很多人而言，只要老百姓还活着，就可以剥削。明白了这一层意思，大明帝国阶级矛盾的激化就不难理解了。从明初的洪武年间开始，各地平民的起义就是此起彼伏，针对个别官吏的暴乱更是多不胜数。那些把明朝描述得无比美好的人们，是否忽视了这一基本史实呢？压迫越来越沉重，反抗也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广泛。到崇祯元年，即公元1628年，陕西流民四起，点燃了明末农民战争的烽火，也同时敲响了大明帝国的丧钟。

在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同时，外患也出现了。外患最早来自于北方的蒙古。元帝国被逐出中原以后，很快就退化到部落状态，分裂成了兀良哈、瓦剌、鞑靼三大部。在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多次北伐，恩威并用，巩固了北方边疆。但是，到了明英宗时期，由于宦官王振误国，先是忽视北方边防而将大军调往南方征伐麓川宣慰司的反叛（人家都已经请求投降了，王振就是不接受），然后瓦剌大军入侵时又鼓动明英宗亲征。结果，弄出了一个土木堡之变，皇帝都被人家抓走了。而瓦剌乘胜追击，兵临北京城下。亏得朝中有于谦等人，面对危机应对无误，如果按徐珵提出的南迁京师的主张，那只怕就和北宋末年时一样了。土木堡之变，只是明中期的一次意外事件。当时大明帝国的国力绝对在瓦剌之上，而且绝对不在一个级别上。真正的威胁来自东北的女真。

女真原本也和蒙古一样，处于分裂状态，内斗不止。当时女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三大块，几十个部落。这种情况，当然不可能对大明帝国造成什么威胁。直到万历十一年，即公元1583年，建州女真中的努尔哈赤起兵开始统一女真的战争。努尔哈赤花了十年的时间，到万历二十一年，即公元1593年，统一了建州女真。建州女真势力越来越大，并且还有很强的扩张欲望，对海西女真、东海女真诸部虎视眈眈，逐个加以征服。比如万历二十七年灭哈达，三十五年灭辉发。这就应该引起明帝国的重视了。有没有人意识到这个潜在的威胁呢？有。这个人就是熊廷弼。在万历三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608年，熊廷弼受命巡按辽东。到任以后，熊廷弼亲自到辽东各地察看，“北抵黄龙，东抵鸭绿，南极于海，西至山海、锦义一带，间关险阻，虽逼近虏穴、人迹罕到之处，无所不遍历，无所不相度。”对辽东的地理形势，敌我情况有了实际的考察和了解。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完整地保卫辽东的方略，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于当时的形势，熊廷弼认为：“西边的蒙古族，虽强盛，然所欲不过抢掠财物，无远志”，而东边的建州女真“城郭田庐饮食性情与辽同，所志在我土地也”。因此，必须把巩固辽东的重点放在防范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上。为防范建州的努尔哈赤，熊廷弼制定了“实内固外”，“以夷攻夷”的方略扼制建州女真的发展。这一系列部署，使努尔哈赤深感不利，不得不采取退缩方针。熊廷弼也很自信地说，如果坚持采用这一方针，那么就可以使努尔哈赤“终身老死于穴中而不敢动”。然而，这个正确的方针并没有得到最高决策层的首肯，随着熊廷弼的离任，这个方针也就无疾而终了。失去了明帝国的打压，努尔哈赤又活跃了起来。在熊廷弼离任后两年，也就是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灭掉了海西女真的乌拉部。三年之后，努尔哈赤正式宣布建国，国号与原来女真建立的金帝国一样为“金”，史称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