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看看支出方面的情况。明帝国的财政支出主要在四个方面。其一，官僚们的工资。前面已经说了，明帝国政府官员的工资收入很低，虽然到明代中后期由于官僚体系的膨胀，官员人数很多，但是总量还是比较小的。比如万历六年，全国政府官员工资总额合计约34万两。这对于一个大帝国来讲，是小菜一碟。其二，军饷。最初明帝国军队有屯田，所谓“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这虽然并不全是事实，但是在明初军费开支的确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不大。比如朱元璋洪武后期，内外卫有军队120万，每年支付军粮六七百万石，只占税粮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出头。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由于军屯受到破坏，军队中募兵数量激增，取代了兵户。这里要补充说一下明代的兵制。我前面说了，明帝国在经济基础方面与西汉很相似。这其实是一种巨大的倒退。相应地在兵制上，明帝国也是倒退的。朱元璋试图恢复早在唐代就没落的世兵制，专门有一批人世代当兵，即所谓兵户。时间一长，军用的屯田被官僚侵占，这些人无地可耕，不断逃亡，人数越来越少，同时战斗力也不断下降。因此就不得不用钱来雇佣人当兵。这自然就比让当兵的自给自足要贵得多。另一方面，由于周边少数民族的重新崛起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在国防方面也面临巨大压力，而在这压力面前，无能的官僚集团不知道如何化解各种矛盾，也不知道如何组织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而只知道一味扩大军队规模。其结果是，军队人数大增。最多时，常备军即高达280万人。一遇战事，那就更不用说了。养这么多兵，当然得花不少钱。嘉靖时已高达270万两，万历时更高达380万两，大大超出了财政收入。其三，皇族的薪俸。朱元璋对手下官员挺抠的，但对于子孙却着实大方。比如，亲王每位年薪一万石大米，是正一品官年薪一千石大米的十倍。随着皇室人口越来越多，财政所要支付的钱也就越来越多。朱元璋那会儿，在政府领薪水的皇族只有58人，到嘉靖后期，这个数字已涨了500倍，达到28840人，应付薪水总额高达853万石，占到全国税粮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其四，皇帝的支出。原本皇帝的开支列在财政预算内的，是每年一百万两银子。但皇帝要花钱，你户部能不给吗？所以一花起来，这就没谱了。比如，正德年间，改建乾清宫，花了2000万两银子；嘉靖十五年一年，光修宫殿就花了600多万两银子。这四项财政开支，你说能裁减哪一项？皇帝、皇族、官僚、军队，哪一个得罪得起？不足的财政收入，遇上刚性增长的财政支出。不出财政危机那就怪了。

财政危机主要是在政权内部。我们再来看看政权外部面临的危机。

在国内，阶级矛盾激化。

如果我们问：大明帝国内部的阶级矛盾是哪两个阶级的矛盾呢？我想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也许有的人会加上商人。但是，在我看来，大明帝国内部的两大阶级并不是地主和农民，商人就更算不上。这两大阶级是官僚和平民。官僚，上包括皇帝、贵族，下包括吏和监生一类的准官员。这些能够运用或者影响国家政治权力的人才是大明帝国现实的统治阶级。其他人，不管你有多少土地、多少作坊、多少金银财宝，你都是被统治者，都是被剥削、被掠夺的对象。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来都被灌输一个观念，即国家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武器。也就是说，政府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就连一向观点独特的杜车别也一直在说大明帝国的官僚们是商人集团的代言人。他说：“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官集团，所代表的恰恰是中层的那部分大商人大资本家集团的利益。”然而事实并不如此。要知道，A代表B的利益有一个必要条件，即B能够控制或者约束A，如果约束不了，即使A是B中的一员，A也会为自己的利益而损害所在集体B的利益，即代理人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情况。（在论述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为什么容易腐败和不尽责时，很多人都提到了这个代理人理论；但一谈到中国古代的阶级关系，则把这个理论忘得一干二净。）在西方代议制民主条件下，议员也好、民意代表也好，都是选举出来的，都是有人在背后支持的。这些人如果不替其支持者谋利益，不代表他们的利益，那么他就会在选举中失去支持，从而丧失政治权力。而由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财力、资源上占有优势，因而代表他们的利益能够得到更有力的支持。所以，从理性角度考虑，政客会选择为他们服务。进而，由政客们组成的或者控制的政府就成为在统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代言人。而在中华帝国体制下，无论地主也好、工商业者也好，即使他们富可敌国、掌控国家或地方经济的命脉，也都无法控制官僚。相反，官僚们通过其政治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伤害普通平民，从他们手中获取利益。也就是说，在西方，政府是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服务的，是仆人；而在中国，官僚们是压迫平民的，是主人。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们自己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他们不会为了其他任何势力而放弃自己的利益。无论他们本身出自于哪个利益集团，由于他们所在的利益集团没有能力制约他们，所以只要他们自己的利益受到保护，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抛弃所在集团的利益，做叛徒。简单说，在中华帝国中，官僚是统治阶级，民众是被统治阶级。在大多数时候，中华帝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官与民这两大阶级的斗争史。事实上，在阶级斗争理论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只讨论民与官的关系。这一点从民间俚语中就看得出来，所谓“民不与官斗”、“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等等。

顺便插一句，在政治书上阶级是这样定义的：“阶级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同而分成的集团。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是阶级最本质的特征，其余的特征都是由这一本质特征派生出来的。”这一定义的前提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决定其他关系。请大家思考一下，你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到底是由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决定，还是由你在收入分配中的所处的地位决定。在西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决定分配，所以这个定义没有问题；然而，在中华帝国中，那些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官僚同样可以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分配，而且分得更多，这个定义显然不对了。所以，我个人认为阶级的定义应该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体系中形成的，因为对生产成果的分配关系不同而分成的集团（凭借政治权力占有生产成果的是官僚，凭借劳动占有生产成果的是农民、工人、奴隶等劳动者，凭借所有权占有生产成果的是地主、资本家、食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