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的想法能实现吗？换句话说，这些豪族能变成儒家知识分子吗？刘秀的办法是，从思想上崇扬儒家，从行动上复兴太学、重用儒生，从制度上恢复并完善西汉时建立的察举制度，使之成为平民获得政治权力的主要途径。其中特别要强调的是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刘秀下诏令三公、光禄、御史、州牧等每年举茂才(也就是秀才因为避刘秀的讳改了名字)各一人，从此茂才由特举变成了岁举常科。而茂才的政治前途是比较光明的，绝大多数担任县令或相当于县令一级的官职，掌握地方政权。通过这样一系列的举措，就给包括地方豪族在内的所有平民百姓指明了一条从政的阳光大道：做儒士。这样就引导着豪族这个有可能威胁到皇权的强大集团成为东汉帝国的忠实拥护者。
这样一来，东汉的权力架构就基本成形了。在这个权力架构类似一个金字塔，皇帝在顶层，他的旁边是军功集团和后族，但这两支势力都属于架空状态，没有根基。而在皇帝的下面，是知识分子集团，这是政权的中坚力量。而在知识分子集团的下面，是以地方豪族大地主为核心的整个地主阶级。
这个金字塔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皇帝如何控制与自己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的知识分子集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刘秀对行政体系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改革。这个下回再说。
刘秀为了巩固皇权，对行政体系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改革。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在中央行政机关中，架空三公，将权力集中到皇帝直接控制下的尚书台。西汉时三公不但地位高，实权也很大；但到东汉时，三公地位虽高，但实权却没有了。据《汉制丛录》记载：“光武即位，政事不任三公，而尽归台阁，三公皆拥虚器，凡天下之事，尽入尚书。”尚书台成为中央政府的权力中心，是决策机构，三公九卿只是受命办事。
第二，加强对行政体系的监察。一是监察系统直接由皇帝控制。原先三公中的御史大夫主管监察，到东汉时御史大夫改称司空，但已不负责监察。而将原来御史大夫属下之中的御史中丞改任为御史台的长官，负责监察百官。御史中丞和御史大夫不同，他的职位比较低，职责也很单一(御史大夫同时是副丞相)，显然便于皇帝亲自掌控。二是强化监察人员的职权。前面已提到御史中丞地位的提高就是一个例子。同时，东汉还恢复了司隶校尉一职，而且还扩大其职权，使他主管监察中央官员，同时主管京城附近的郡内事务。这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再加上尚书台的主管尚书令在朝会时并专席而坐，号称“三独坐”，其权势之大可见一斑。在地方上的监察官刺史的职权也大为扩大，不但有了选举权，还有了弹劾权。
第三，弱化地方的力量。一是罢除非边境地区的都尉官，地方政府里没有了军官的编制。没有了官，还有兵呢？战争一结束，刘秀就下令裁军。这样一来，地方武装部队就没有多少人了。二是将郡国化整为零。东汉时，刘氏皇族也被分封，但是，封的人数多，封的地盘少，许多封国的地盘连一个郡都不到。封国小，郡也不大。秦时全国是三十六郡，而到东汉时，据统计郡有七十多个。三是地方受制于中央。东汉时，无论郡或封国，行政首长和一些主要官员均由中央任命，受中央监督。
通过这三方面的举措，刘秀成功地加强了中央集权。
权力结构和执行体系都重整完毕，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就成了最关键的问题。
其实，说到底，办法非常简单，一句话放松剥削。
具体来说，第一，安抚民众。新莽末期到东汉建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民起义不仅有绿林、赤眉这几支，还有很多零星的、小股的起义军，而且绿林和赤眉内部也是派系林立，很多部队失败或者遇到挫折后就化整为零了。这些人，没有跟刘秀争夺天下，但却影响到东汉帝国的稳定。对于这些人，刘秀采取的办法是招安，“徒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这些人本来就不具有政治上的野心和志向，是迫于无奈才起义的农民。当然很容易就放下武器，做了东汉帝国的顺民。
第二，减轻税赋。最初税率大约是百分之十，后来降到3.33%。在灾荒年代，还会进一步下调税率，甚至对农民给予救济。
第三，提倡节俭。刘秀本人就是非常注意节俭，“身衣大练，色无重綵，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修陵也要求简朴，令“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在他的影响之下，后宫也节俭成风。他不但自己节俭，还要求大家都节俭。比如说曾下令要求薄葬。
前面已讲了三点，第四就是优待奴婢。王莽当年也意识到奴婢问题的严重，试图解决，但不仅没有成功，反而招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刘秀的做法显然要高明得多。他与王莽只用一纸空文改“奴婢”为“私属”的作法不同，是有步骤地分批进行的。从建武二年（公元26年）开始，到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针对奴婢问题先后十次下诏。每一次都是针对一个较小的范围或问题，而且都有具体的办法。比如建武二年，“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律。”又如建武十一年八月，“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人。”
第五，平冤狱，省刑法。刘秀上台之后就释放了大批囚犯。建武五年（公元29年）下诏“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也就是说，除了极少数罪大恶极的，都予以释放。而且，据史书记载，“大汉（东汉）初兴，详览失得，胡破矩为圆，斫彫为朴，蠲除苛政，更立疏网，海内欢欣，人情宽德。”可见东汉的刑法也比西汉末轻简得多，得到了普通百姓的支持。
第六，精兵简政。东汉政权建立以后，官吏和士兵的数量是在不断裁减。史书记载光武帝时“兵革既平，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这样一来，就减少了政府的财政开支，也就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到这里，东汉兴起的内部原因已经算是讲完了。不过，任何政权的兴起除了内部原因之外，还必定有外部原因。
外部原因的第一条就是原有的政治经济体系被打碎了。有人要问了，这还有说？要说。试想王莽当时如果也像刘秀这样去重新组织行政体系、重新调整政策会不会成功？我想答案应该是几乎不可能。事实上我认为，不能拿王莽和刘秀去比较，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打个比方，王莽是要修复一个快要垮掉的房子，而刘秀则是要在已经垮掉的房子的废墟上再建一个新房子。是什么摧毁了这个房子呢？是战争。刘秀应该感谢这场战争。是它给刘秀带来了一个很好的外部环境。
其一，原有的特权阶层被打倒了。那些依附于西汉或新莽政权的权贵们，不但占有很大的政治特权，而且还占有大量土地和奴婢，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对于任何改革而言，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都是改革的阻力。王莽的改革一旦触及这些人的利益，就不得不停止。而战争却将这个强大的集团完全摧毁了。随着他们依赖的政权的倒台，他们在政治上的特权没有了，而且在农民起义军的面前他们在经济上的权力甚至于生命都被掠夺。于是这个集团就不再成为改革的阻力。
其二，资源的重新分配。西汉末年社会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土地兼并而导致的农民破产，即极少数大地主占有绝大部分土地，而广大农民没有土地。而战争则起了重新分配资源的作用。一方面，由于战争，相当一部分地主丢掉了土地，他们有的丧失了生命，有的为了保住生命而放弃土地，结果导致大量土地成了无主之物。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战争的幸存者就能够重新分配土地。另一方面，战争消灭了人口。不说别的，东汉政权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动辄屠城，杀人如麻。结果是“百姓虚耗，十有二存”。土地不会减少，而人口却减少了，于是人均耕地面积就增加了。
东汉兴起的另一个外部原因就是气候。
事实上两汉的兴起都与此有关。从春秋开始一直到东汉，这中国气候史上的一个温暖期。根据《史记》的记载，西汉时桔遍江陵，桑满齐鲁。而且有很多史料说明当时野象的活动范围最北已到了秦岭、淮河一线，淮河下游就多次有野象出没。到东汉初年，天气开始转凉，但在张衡写《南都赋》时还提到柑桔是河南南部的特产，而现在柑桔的主产区则在长江流域以南。气候温暖的好处很多，一方面，由于气候温暖，农作物的品种得到了改良，很多地方可以一年两熟，这对于中国这样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当然非常有利。另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的日子也比较好过，南侵的欲望不强，有利于提供一个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相比较而言，魏晋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关于魏晋方面的情况，我们以后再说。
东汉帝国有了这内外两方面的积极因素，兴起也就很自然了。但是，帝国的宿命它是无法逃脱的。
在刘秀构建的政权体系中的致命缺陷，在公元88年，也就是刘秀去世仅仅三十年后就暴露了出来。这一年，刘秀了孙子汉章帝去世，年仅十岁的太子即位，是为和帝。和帝上台之后暴露了什么缺陷呢？皇帝太小，皇太后掌权，而皇太后作为女人在那个年代政治知识和水平往往不高，那么她必须有所依靠。她最信任的人是谁？娘家人。于是，外戚，这个被刘秀和明、章二帝一再压制的集团再次掌控了朝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