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出路：只有（一）应科举中式，（二）贡入国子监。如其不然，则始终只是一个学生。要到五十岁之后，方许其不应岁试。
未满五十而不应岁试，试时亦可请假，但下届须补。清制，阙至三次者，即须斥革。其学籍，是要取消掉的。
非府州县学生不能应科举，府州县学生除贡入大学外，亦非应科举不能得出路，这是实行宋以来学校科举相辅而行的理想的。在当时，确是较进步的立法。然而法律拗不过事实。
事实上，国家所设的学校，一定要人来读书，除非（一）学校中真有学问，为在校外所学不到的。（二）法令严切，不真在校学习，即不能得到出路。但当时的学校，即使认真教授，其程度，亦不会超过民间的教育，而况并不教授？既然并不教授，自无从强迫学生在学。
于是除国子监在京师首善之地，且沿明初认真办理之余，不能竟不到监，乃斤斤和监官计较“坐监”的日数外，府州县学，皆阒无其人，人家仍只目它为文庙。学校的有名无实，一方面，固表现政治的无力，一方面，也表示社会的进步。因为社会进步了，到处都有指导研究的人，供给研究的器，人家自然无庸到官立的学校里来了。
我们现在，如其要读中国的旧书，并不一定要进学校。如其要研究新学问，有时非进学校不可，甚至有非到外国去不可的。就因为此种学术，在社会上还未广布。
清朝的学制，是和明朝大同的。所不同的，则明朝国子监中的荫生，分为官生、恩生。官生是限以官品的。
学生父兄的官品。恩生则出自特恩，不拘品级。清制分为难荫及恩荫。
恩荫即明代的官生。难荫谓父兄殉难的，其条件较恩荫为优。又清制，除恩副岁贡生外，又有优、拔两贡。
优贡三岁一行。每一督学使者，岁科两试俱讫后，就教官所举优行生，加以考试，再择优送礼部考试，许其入国子监读书。
拔贡十二年举行一次。合岁科两试优等生，钦命大臣会同督抚覆试。送吏部再应廷试，一二等录用，三等入监。但入监都是有名无实的。
以上所述的，大体都是官办的学校，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和选举制度有关。
其非官办的，亦或具有学校的性质，如书院是。至于不具学校形式的。则有（一）私人的从师读书，（二）或延师于家教授。
其教授的内容，亦分为两种：（一）是以应科举为目的的，可谓士人所受的教育。（二）又一种，但求粗知文义，为农工商家所受。前者既不足以语于学问，后者又不切于实用。
这是因为从前对于教育，无人研究，不过模模糊糊，蹈常习故而行之而已。至清末，变法以来，才有所谓新式的教育，就是现行的制度。对于文化的关系，人所共知，不烦深论。
学校初兴时，还有所谓奖励。大学毕业视进士，大学豫科、高等学堂视举人。中等学校以下，分别视贡生及附生等。
这还带有政治的性质。民国时代，把奖励章程废去，才全和科举绝缘。
第十六章语文
语言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的一个大进步。（一）有语言，然后人类能有明晰的概念。（二）有语言，然后这一个人的意思，能够传达给那一个人。而（甲）不须人人自学。（乙）且可将个人的行为，化作团体的行为。单有语言，还嫌其空间太狭，时间太短，于是又有文字，赋语言以形，以扩充其作用。总之，文字语言，是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把人类联结为一的。人类是非团结不能进化的，团结的范围愈广，进化愈速，所以言语文字，实为文化进化中极重要的因素。
以语言表示意思，以文字表示语言，这是在语言文字发达到一定阶段之后看起来是如此。
在语言文字萌芽之始，则并不是如此的。代表意思多靠身势。其中最重要的是手势。
中国文字中的看字，义为以手遮目，最能表示身势语的遗迹。与语言同表一种意象的，则有图画。图画简单化，即成象形文字。
图画及初期的象形文字，都不是代表语言的。所以象形文字，最初未必有读音。图画更无论了。
到后来，事物繁复，身势不够表示，语言乃被迫而增加。语言是可以增加的，（一）图画及象形文字，则不能为无限的增加，且其所能增加之数极为有限；（二）而凡意思皆用语言表示，业已成为习惯；于是又改用文字代表语言。文字既改为代表语言，自可用表示声音之法造成，而不必专于象形，文字就造的多了。
中国文字的构造，旧有六书之说。即（一）象形。（二）指事。
（三）会意。（四）形声。（五）转注。
（六）假借。六者之中，第五种为文字增加的一例，第六种为文字减少的一例，只有前四种是造字之法。许慎《说文解字·序》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又说：“仓颉之初作书，蓋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按许氏说仓颉造字，又说仓颉是黄帝之史，这话是错的。
其余的话，则大概不错。字是用文拼成的，所以文在中国文字中，实具有字母的作用。旧说谓之偏旁。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中，只有象形一种是文，余三种都是字。象形就是画成一种东西的形状，如■、■、■、■，此字须横看。■，《说文》：“象臂胫之形。
”案此所画系人的侧面，而又略去其头未画。■，上系头，中系两臂，小孩不能自立，故下肢并而为一。■，《说文》：“象人形。
”案此系人的正面形，而亦略画其头。只有子字是连头画出的。案画人无不画其头之理，画人而不画其头，则已全失图画之意矣。
于此，可悟象形文字和图画的区别。等字是。（一）天下的东西，不都有形可画。
（二）有形可画的，其形亦往往相类。画的详细了，到足以表示其异点，就图画也不能如此其繁。于是不得不略之又略，至于仅足以略示其意而止。
傥使不加说明，看了他的形状，是万不能知其所指的。即或可以猜测，亦必极其模胡。此为象形文字与图画的异点。
象形文字所以能脱离图画而独立者以此。然如此，所造的字，决不能多。指事旧说是指无形可象的事，如人类的动作等。
这话是错的。指，就是指定其所在。事物两字，古代通用。
指事，就是指示其物之所在。
《说文》所举的例，是上下两字。卫恒《四体书势》说“在上为上，在下为下”，其语殊不可解。
我们看《周官》保氏《疏》说“人在一上为上，人在一下为下”，才知道《四体书势》，实有脱文。《说文》中所载古文■■两字，乃系省略之形。
其原形当如篆文作■。一画的上下系人字，借人在一画之上，或一画之下，以表示上下的意思。这一画，并非一二的一字，只是一个界画。
《说文》中此例甚多。用此法，所造的字，亦不能多。会意的会训合。
会意，就是合两个字的意思，以表示一个字的意思。如《说文》所举人言为信，止戈为武之类。此法所造的字，还是不能多的。
只有形声字。原则上是用两个偏旁，一个表示意义，一个表示声音。凡是一句话，总自有其意义，亦自有其声音的。
如此，造字的人，就不必多费心思，只要就本语的意义，本语的声音，各找一个偏旁来表示他就够了。造的人既容易，看的人也易于了解。而且其意义，反较象形、指事、会意为确实。
所以有形声之法，而“文字之用，遂可以至于无穷”。转注：《说文》所举的例，是考老两字。声音相近，意义亦相近。
其根源本是一句话，后来分化为两句的。语言的增加，循此例的很多。文字所以代表语言，自亦当跟着语言的分化而分化。
这就是昔人的所谓转注。夥多两字，与考老同例。假借则因语言之用，以声音为主。
文字所以代表语言，亦当以声音为主。语文合一之世，文字不是靠眼睛看了明白的，还要读出声音来。耳朵听了，等于听语言。
而明白其意义。如此，意义相异之语，只要声音相同，就可用相同的字形来代表他。于是（一）有些字，根本可以不造。
（二）有些字，虽造了，仍废弃不用，而代以同音的字。此为文字之所以减少。若无此例，文字将繁至不可胜识了。
六书之说，见于许《序》及《汉书·艺文志》。作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
《周官》保氏《注》引郑司农之说。
作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昔人误以为造字之法，固属大谬。即以为保氏教国子之法，亦属不然。
教学童以文字，只有使之识其形，明其音义，可以应用，断无涉及文字构造之理。以上所举六书之说，当系汉时研究文字学者之说。其说是至汉世才有的。
《周官》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当与《汉书·艺文志》所说太史以六体试学童的六体是一，乃系字的六种写法，正和现在字的有行、草、篆、隶一样。《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