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装修材料的时候需要经常请一些搬运工，不知为什么这些搬运工在建材市场通常被称做“兔子”。但我觉得这个称呼有辱人格，因此不叫他们“兔子”，而总是叫“搬运工”。我是北方人，不太喜欢罗里巴嗦地讨价还价，一般是“兔子”说什么价钱就按什么价钱。有好几次，那些“兔子”自己开口报价，等到了家里就说吃亏了，要求再加钱，否则就走人。第一次我无奈之下就给了，后来发现不少“兔子”都如法炮制，才明白这是这些“兔子”们划拉钱的手段。于是我不但不给加钱，而且还声色俱厉地将其臭骂一顿要他们马上滚蛋。我一狠，这帮“兔子”就老实，还是乖乖地搬完走了。二○○二年，我母亲到汉口火车站提货，由于大跃进时候得了关节炎，母亲在年纪大了以后腿不利索，难以负重上楼，就在火车站找了个“兔子”。母亲让他看了看这十件灯笼，每件大概有三十斤重，搬上二楼。“兔子”说得给十块钱，母亲一听十块钱虽然贵了点，但也不想再为省个一块两块的再去找人，就让那个“兔子”跟着车来了。结果那个“兔子”搬了几箱，见只有我母亲这个一瘸一拐的老太太，就立刻乘人之危现场加价要三十块，否则不搬。我母亲一听觉得这简直就是敲诈，心一横让他走自己搬。这家伙走了几步，竟然还有脸回来跟我母亲要十块钱，说是先前搬上楼的那几箱的工钱。我母亲说，你又没有搬完，凭什么给你十块，你搬了四箱，只给四块。那小子不干，就坐在我母亲的灯笼上耍赖不肯走。幸亏这时小区的保安听到争吵后赶过去，把那个“兔子”撵走了，又帮我母亲把剩下的几箱搬了上去，一分钱也不要。
中国的现状就是这样，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等一波波政治运动的洗礼，中国人从贪官到刁民，上上下下充满了道德沦丧、见利忘义、乘人之危、自私冷酷、言而无信、无羞无耻之辈。“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一诺千金”这些成语，用来形容现代的多数中国人实在是不合适了。中国要想真正地富强，光看GDP的增长、摩天大楼和高速公路的兴建是不行的，不找回被如同敝履般抛弃的道德廉耻，中国永远不会真正振兴，也休谈什么被人尊重。
不过，我在装修房子时也有意地与民工接触接触，了解一下民工的思想。有一次买的材料比较多，我雇了七八个民工。那次我没有坐到驾驶室，而是和民工们一起坐在后面货厢里，很自然就谈到了农民的现实生活。民工们向我大吐苦水，说现在村官腐败、负担很重、生活困苦。我又问：“那你们肯定过得不满意吧？”一个农民回答：“何止不满意，现在只要有人领头造反，我一定造反！官逼民反啊！”我将话锋一转，问道：“那你们在毛主席时代生活是不是好一些呢？”农民中有个年纪大的，说道：“毛主席时代，我们生活比现在艰苦些，吃不饱哇。可是，那时侯当官的没有这么坏！我们饿肚子，毛主席也和我们一起饿肚子。”我问他们是不是乡亲们都很怀念毛泽东，他说：“是啊，我们那里好多人都挂他的像。”另外一个农民说：“没有毛主席，我就上不了高中！现在孩子连小学都上不起了！”我说道：“但是，你们知道你们饿肚子的时候，毛主席光吃鱼的菜谱上就有十七个菜吗？你们知道，你们家乡饿死人的时候，毛主席在武汉、韶山盖别墅吗？”农民们惊愕地说：“这怎么可能呢？听人说，毛主席那时侯脚饿得浮肿啊！毛主席的女儿也吃不饱啊！”我微微一笑，先如数家珍式的背出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的那份菜谱——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然后我说道：“你们看看老毛当时的照片，像是个浮肿的样子吗？这样，我给你留下地址，你到时候给我联系，我带你去看看在咱们这里毛主席的别墅，也是饿肚子时候建的。”农民们沉默了，看得出来我已经动摇了他们对毛泽东的神圣印象。于是我接着问道：“现在农村不是搞海选吗？当官的怎么还坏？”农民回答道：“本来我们选了村长，好的狠，我们大家都信得过，但是镇里不久把他给免了，换了他们的人，坏得狠！”我说道：“你们想过没有，这官为什么这么坏？”农民说没想过。我说：“这些当官的根本就不是你们选出来的，而是镇里指派的，他好坏、升降都由镇里管，怎么可能为你们办好事呢？”农民们点头承认。我接着说：“你刚才说了，你们自己选的人好的狠，这说明只有你们选出来的人才会给你们办事；办的不好大家不满意就不选他，把他给免了！”农民们连连点头称是，但又说：“可是自己选的还是会给上级给换掉啊！”我说：“别说村官，就是镇官、县官、省长，都由你们自己选出来，那他们还会对你们不好吗？”农民说：“那怎么可能呢？自古当官的都是皇帝任命的。”我说：“错了！在外国，当官的，就连他们的主席总统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都给老百姓办事，你看人家生活的多好，你说这样好不好？”农民们纷纷说：“那当然好啦！”我说道：“不要相信任何领头的，咱们自己就是领头的，什么当官的，咱自己决定，干的不好或者不老实，咱就免了他，他啥也不是！这就叫民主，不是别人给咱做主，是咱老百姓自己做主！”民工们听到我的话，个个群情振奋，那天干完活竟然不要钱，但我还是执意给了。还给我留了详细通讯地址和呼机号码，临走还对我说：“看得出你是真关心我们穷人，今后要多给我们指路啊！”不过，我以后没再跟他们联系，因为再联系，国家安全局的同志们就要注意我了。不过，这件事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农民对毛泽东的崇拜建立在一种模糊认识和谎言欺骗上，基础极不牢固，只要把毛泽东真实的生活情况公布出来，他们的崇拜立刻会发生动摇、甚至烟消云散；第二，农民不排斥民主，他们甚至渴望民主。只要民主主义者做好启蒙与宣传工作，就一定能争取到占人口绝对多数农民的支持。
常青花园的房子我们只住了一年，到了二○○一年我和妻子先后都到武昌上班了。常青花园离我们单位有二十多公里路，还没有直达公交车，每天二人跑得都很辛苦。此时我们已经准备要个孩子，担心每天这么跑会不利于怀孩子。于是，我俩打算在武昌租一所房子，或者买一辆车。后来一算帐，租房子一个月要八九百，条件好一点的甚至要一千多；买车要投入十万，每月的折旧加各项费用要将近两千，十年以后还报废了。与其这样，不如咬咬牙贷款买套房子，首期付个七八万，每月还上一两千，十年以后房子还是自己的。当时我们手头有八万来块钱，又向几个朋友借了几万块钱，在武昌买了一套一百五十六平方米的四室两厅住房，离单位有六公里远，算是很近的距离了。买完以后，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找了个正规的装修公司简单地装修了一下，连家具带电器带装修只花了六万多块。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七、官场众生相
按理说银行应当算一个金融企业，而不是官场。但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国有银行却没有脱开行政机构的影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官场：银行里所有的职务，都对应以相当的行政级别；各级机构之间上传下达、公文旅行、文山会海。即便是不懂任何金融业务军队转业干部，只要一进银行就降半格安排以相应的领导职务。那几年银行收入高，有点门路的转业干部蜂拥而至，从业务处长、支行行长到办事员，到处都是转业干部。虽然军队转业干部的人品一般都还比较好，但说实话，外行领导内行是难以有什么好结果的。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总是听别人叫行长为“老板，老板”的，心里就挺不舒服。这银行又不是个人开的，行长不过是国有资产的一个管理者罢了，凭什么叫“老板”呢？因此我凡是见到行长，都只称呼他行长，而不是“老板”。行长最初对我还是不错的，那时我还不会用计算机做表格，有一次手工画了一个复杂的统计表，被行长看见了，于是行长称赞道：“啊，画的不错，一清二楚。”
一九九六年春天，我们处长接受了K地区分行的邀请，去他们那里春游。招待得很丰盛，我平生第一次吃到了甲鱼、乌龟、幼鲨、龙虾和其他叫不出名的山珍海味。可是偏偏我生了一副贱肠胃，觉得这些大名鼎鼎的、象征着“高尚生活”的东西根本就没什么吃头，比起母亲给我做的糊辣汤、羊肉烩面、杂面条等简单饭菜味道差远了。这是我才体会到：一个人从小养成的口味是多么难以改变；而以前官方宣传的毛泽东只爱吃红烧肉，恐怕也并非因为生活简朴所致。我所爱吃的那几样东西，比起红烧肉的价钱可是差远了。再想一想这一桌子值好几千块钱，相当于几个农民一年的辛苦，心里实在觉得难受，于是勉强吃了几口就再不动筷子了。当时我心想：看来这些所谓的“上流人物”过的生活也不过如此，除了穷奢极欲还能有什么呢？
我们春游的K市是一座保持得相当完整的古城。那天我们一行人沿着城墙观赏游览，在城墙边的树林中发现几个尖嘴猴腮的人聚在一堆抽烟，一见到我们就手忙脚乱地往树林深处走去。廉处长看着几个瘦骨嶙峋的背影，摇了摇头说：肯定是一帮吸毒的，好好的人干啥不行，干吗非要往死路上走呢？游览完了城墙，我们又游览古城的街道。街道两边密密麻麻地开的都是发廊，浓妆艳抹、却又土的掉渣的发廊小姐暧昧地向我们招着手。
晚上，由K地区分行的佘行长安排我们到该市最大的一家娱乐城“活动”。临去之前，廉处长叮嘱大家说：“唱唱歌是可以的，但决不许洗桑拿、保健按摩、不许跳黑灯舞！我们是组织人事干部，一定要给下面做出表率来。”等我们去到那里，发现已经有十来个“小姐”在那里恭候了。佘行长是个又高又粗的壮年人，一看就属于那种精力过剩一类的，见了我们满脸堆笑着说：“没啥，耍耍轻松一下嘛。”只坐了一会，佘行长拉起一个“小姐”到舞池里跳舞去了。过了一会儿，舞厅灯光暗了下来，只能影影绰绰地看到人影。我下意识地一直盯着佘行长看，看到他在舞池中央和那个“小姐”接吻。春游回来后我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处长，处长显出很吃惊的样子。后来过了几天，分行发了一本五叫《银行思想政治工作汇编》。我翻了翻，里面有佘行长的一篇大作《论银行家的思想修养》，里面煞有介事地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银行家，一定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必须经得住金钱与美色的考验，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是个人民公仆，必须处处坚持党性与原则。这是一个银行家最基本的修养……”
那年年底，我第一次参加了人事系统的年终报表会。大家来到一个宾馆里，好吃好喝好玩，顺便做报表。把我负责的这一块的真实情况做了个报表，结果一汇，数字不平。于是在老同志的帮助下一改再改，总算调平了，可是我一看，这数据跟我掌握的实际情况驴唇不对马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期初数就是假的，期末数也是假的，一加上真实的干部变动数据，结果必然是错误的。已经成为我的同事的段科长见我急得满头大汗的样子，一边帮着我修改数据，一边告诉我他做了几十年报表的心得：千万不要想着真实情况如何，只要根据领导意图定好年末数，再根据上年年底的报表数字当年初数，中间的数据瞎编就行啦，只要报表平了就没问题。我不解地问：“那干吗还做报表呀，这数据有什么用啊？”段科长叹了口气对我说道：“有些事情，都是领导们定的，咱们只能根据领导的吩咐去做，别的也管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