甸服是离帝都最近的方圆五百里，直径一千里，所以周襄王说“规方千里以为甸服”。离天子近，意味着是信得过的自己人，否则“鼾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爵位和官衔自然也是最高的，后来的史实证明了这一点。（3.1）
甸服里面又分五种“服务”，每种服务都很“朴素”：最靠近王城的一百里地区，整捆连穗带秸都要缴纳；两百里以内缴纳禾穗，杆子不要了，大概考虑到运输不便吧，杆子体积太大，再说百里内的秸秆应该已经满足烧灶之需，大禹有统筹学的基本概念；三百里以内要缴纳去了秸芒的穗；四百里外的缴纳带壳的谷粒；五百里外的缴纳去壳的米粒。大禹想必设计了转换公式来收取这些外表差异极大的谷物，若按同等重量计算，最外面的可亏死了；若按同等体积来算，三百里以外的居民肯定情愿被流放到“三居”。甸服说白了就是天子的粮仓，秸秆和谷壳也许用于喂牲口吧？
甸服以外五百里的范围叫侯服：靠近甸服一百里是采邑，也即重臣的封地，采邑又叫食邑，是大臣们的粮仓；以外的百里是男爵的封地，其余三百里用来封诸侯。苏东坡根据候服的定义在《书传》里说：“此五百里始有诸侯，故曰候服”，苏先生望文生义了，不要太迷信大师，大师一样会犯错。其实甸服里就有诸侯，而且都是大诸侯。比如周代东虢、西虢、蔡、晋等诸侯就是在甸服内。东虢、西虢分别封给周武王的两个叔伯虢叔和虢仲；蔡（又叫祭）封给武王的五弟叔度；晋国封给武王的儿子叔虞，几百年后晋献公嫌地盘太小，主动要求迁出王畿。
侯服以外五百里的区域叫绥服：靠近侯服的三百里，对其居民施行“文教”，文教估计包含“五讲四美三热爱”的“五典”道德教育以及“五刑”的法制宣传，反正不会是认字扫盲。余下的二百里地带部署军事力量，有保土守疆之责，相当于边防军，他们要面对的是四夷和重刑犯们。
绥服以外五百里方圆是要服：距离绥服三百里居住夷人，另二百里是犯人流放地，那是一类很特别的犯罪分子，犯“蔡”刑。“蔡刑”是一种仅次于死刑的重罪，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但在这个地带流放重罪犯人和下文《皋陶谟》里提到的“流刑”发送距离五千里相差太远（“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绥服在四服以内，东西或南北相加（“辅成”）不过四千里，为什么“蔡刑”的处罚反倒轻于流刑？合乎逻辑情理的处罚应该把流刑犯安置于绥服外围两百里，“蔡刑”犯送到“三居室”才对。（3.2）
要服以外五百里成为荒服：内三百里安置蛮族，所以蛮族不同于四夷，我们经常把“蛮夷”混为一谈其实是错误的，“蛮”在“夷”之外。3000年后辽国称宋国为“南蛮”实在搞笑，他们自己才是“北蛮”呢，他们学了宋朝文化及政府体制，反过来嘲笑宋人为“蛮”，没文化冒充有文化是要闹笑话的，还是“国际笑话”。荒服外二百里是流刑犯的归宿，这与“蔡刑”犯矛盾。候服“三百里诸侯”也是错的，连累苏东坡也犯错。
《禹贡》作者和汉儒的治学能力差不多，文字很好，但缺乏逻辑修养。《禹贡》是《尚书》里的一篇，而且很有名，但它也许是战国时期的伪作（就像《洪范》一样），作者强行把它塞入《尚书》，古怪的是，它被后来的儒家们热烈欢迎，因为有了它，大禹便可以和尧舜一起流芳千古，成为“圣人”们手里的筹码和王牌。儒家动辄“圣人曰”，可那些“圣”们本来就是他们编出来的，然后他们把编出来的东西作为规则四处吆喝，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啦啦队也是自带的，这么玩有劲吗？“书生误国”，十有八九指的就是儒生。
《尚书》是儒学经典之一，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史书，但是它自身的历史很可疑。“尚书”最早被称为“书“，这个名字是墨子亲笔题词的，他说：“故尚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王充顺着墨子的思路发挥，在《论衡》里说：“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王充说的完全是废话，史书当然事关帝王，帝王的事当然由下面的史官所记，我还没听说过哪个帝王是历史学家。关键在于《尚书》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我知道那是关于上古的书，我现在不也在写上古的事吗？
东汉儒者马融说：“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有虞氏”指舜，舜的时代有文字吗？如果有文字皋陶干嘛把“五刑”画在树皮上，而不是“写”在陶片上？舜自己就是制陶大师，想当年在河滨（黄河边）时愣是凭一己之力，把劣质陶器打造成出口部落的优质产品，那时若有文字，舜一定会在壶底印上“姚重华监制”。人家苏美尔人就是把文字写在泥版上流传下来的！圣人们，大师们，我们听你们讲的道理已经太多了，你们能给我们一个实物证据吗？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3.3）
“五服”搞成之后，华夏的声威传到四海的尽头（“声教讫于四海”），四海其实是虚指，并不是真的有四个海，西边是流沙，肯定没有海，反正总而言之，大功告成，天下太平。天帝再次适时出现，给大禹颁发奖牌：玄圭。这回司马迁没有采用《禹贡》的说法，很明白地说：“于是帝锡禹玄圭”，帝是天帝，就是给禹“赐土姓”的那个大神，不是帝尧也不是帝舜。《竹书》上也说：“禹治水既毕，天锡玄圭，以告成功。”
孔传说帝是指尧，他明显没有时间概念，舜登上帝位之后才任命禹为“司空”开始治水，那时尧已经跟天帝在一起了。这也说明了这个孔子的北宋后人没有好好读过《史记》，《夏本纪》明确说明：“尧崩，帝舜问四岳：‘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美尧之功”即为治水。尧去世后，至少历经十三年禹才为大禹，那时候尧倒真的在天上，已经UPGRADE成“天帝尧”了。
司马迁之所以不采用《禹贡》说辞，是因为那个说法实在说不过去。《禹贡》上只有四个字“禹锡玄圭”，禹给自己发奖牌吗，他就那么爱自娱自乐吗？“锡”当然也可以是“被锡”，古文主动、被动词不分，那么谁是颁奖人？如果舜真的禅让与禹，《禹贡》干吗不明明白白、从从容容地说“帝舜锡禹玄圭”呢？说得过去的解释就是要么舜不愿意、要么就是舜正在准备南巡到苍梧的行李，这两个“要么”其实是一个意思，在“中国”或者“华夏”的国里，舜已经是个多余的人，一如他当初在家里一样被追杀一样。大禹不需要一个凡人为他颁奖，他是凡人中的王者、甚至是神。（3.4）
颁奖人确定了，现在我们来看看那块奖牌玄圭本身。圭是一种玉器，上圆下方，这一点没有疑问，作为重要的礼器之一，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玄”通常是指黑色，于是飞过简狄头顶的玄鸟被“唯物”化成黑色的燕子；郭老进一步“唯物”，就成了一只飞翔的**。玄圭，还偏偏就不是黑色的玉，而是天色的，想想也是，哪个奖牌是黑咕隆咚的呀？“天色”也符合天帝的身份，至于“天色”到底是什么颜色，我说不上来，没有雾霾的日子里，“你要好好珍惜你自己”，抬头好好欣赏头顶的蓝天吧，看看后周的最后一位皇帝柴荣是怎么说的：“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柴荣是为“柴窑”定色调，可我们现在谁也看不见柴窑，和柴窑最接近的汝窑都成了稀世珍品，汝窑不是天青色，而是香灰色。玄圭到底是什么颜色，且让我们把它留在想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