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刚刚撤离，郑国又开始秘密与楚国接触。这下子可把晋军将领们气坏了，很快诸侯联军又兵临郑国都城之下，此时距离双方会盟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郑国果然很不听话，居然以强硬的立场来对抗诸侯联军。

诸侯联军分别从东门、西北、北门三个方向发动进攻，可是士兵们大多厌战，加上往返奔波，劳顿异常，打了五天，竟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荀罃打算出动奇兵，渡过洧水突袭郑都的南门。可是渡过洧水后，荀罃很泄气地发现，各诸侯国的军队都不打算前进了，士气非常低落。虽然有十一个国家追随晋国出征，但这些国家的将士们心里明白，攻打郑国，对自己毫无利益可图，不过迫于晋国的压力罢了，再进一步想想，如果易地而处，自己的国家处于郑国的四战之地，那下场能比郑国好多少呢？

晋国元帅荀罃察觉到诸侯联军已经士气涣散了，如果一味强令进攻，恐怕还要激起这些国家的反感哩，不如顺水推舟，就此罢兵吧。

晋军撤退后，意外获得胜利的郑国人颇有几分惊讶。郑国六卿之一的子孔赶紧建议说：“晋军出征已久，士兵们已经相当劳累了，都想要早点回家，如果我们乘机追击，一定可以大获全胜。”

同样身为六卿的子展当即回复道：“不行。”打败晋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可是郑国要是与晋国结仇了，那亡国的日子怕是不远了。

郑国政府竭力与晋国保持一段距离，主要是害怕楚国前来兴师问罪。可是该来的，终究还是要来的。

虽然子驷派人向楚共王解释，郑国与晋国的会盟，实是不得已之举。可是楚共王哪里理会这么多呢，在他看来，背叛就背叛，就必须要以武力讨伐。

楚去晋来，晋去楚来，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多少回了？子驷自己都记不清了。面对前来问罪的楚军，子驷一如往常地闪过两个字：投降。

子驷的国策是如此务实，投降对他来说，只是家常便饭，今天归晋，明天附楚，不要说国人一愣一愣的，就算是高层官员也觉得乱了套了。

连建议追击晋军的子孔都站出来反对了：“我们刚与晋国歃血为盟，盟书的血迹未干，现在就要背信弃义，这样做行吗？”

首相子驷胸有成竹地答道：“我们在盟书中已经明确地写了，只服从强大的国家，如今楚军兵临城下，晋军跑哪去了？现在当然是楚国强大了，服从楚国，并没有违背我们的誓言啊。再说了，我们参加会盟是迫于晋国的武力，这本来就是不平等的，毫无诚信可言，这种盟约，神灵也不会承认的。”

其实子驷也算是一个聪明的政治家，所以在盟书中早已埋下背叛晋国的伏笔，这种两边倒的政策，固然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家所遭受的伤害，但也在晋楚争霸中显得狼狈不堪。

郑国又一次倒向楚国了。

这么一来，晋国的努力又前功尽弃了。

看来晋国有必要做一番检讨了。

伐郑之役为什么颗粒无收呢？这是错误的时间发动的一场错误战争。因为这一年对晋国来说，并不一个好年头。首先是晋国遭遇了一次大饥荒，百姓食不裹腹；其次，又遭到秦国的一次打击，无还击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动了伐郑之战，即便逼迫郑国签订城下之盟，却不能长期占据，导致很快便得而复失了。

对晋悼公来说，首要任务，应该是放在内政上，克服大饥荒后遗症，发展生产，富实国力。所幸的是，这位英明的君主很快就意识到了这点，回国后，他召集众臣，商讨让民众休生养息的政策。

要知道晋国乃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上卿都是军方的高级将领，面对经济问题，大多数人面面相觑，提不出个建议。此时新军副司令魏绛挺身而出，提出了两个两个切实可行的振兴经济的方法。第一，饱受饥荒之灾的晋国，饥民缺少食物与生产的物品，应免除饥民的劳役，将国库的储备财物，转贷给百姓，以解决百姓的生活与生产的问题。晋悼公以下的大臣，凡是家中的积财的，也悉数贷款给百姓，或者是投入生产与流通，要做到“国无滞积，亦无困人”。这个思想，很是先进。第二，政府力求减少开支和各种费用，以缓解财政上的压力，具体措施是：在祭祀祷告中，用布币代替牛、羊等牺牲；宴会用品只采用一种肉（有猪肉就不供应牛肉）；不制作新的器具；在马车、服饰等奢侈品上，务求够用就行。

魏绛是晋悼公时代最杰出的将领之一，他的贡献主要并不是在军事上，而是在内政外交上。在此之前，，魏绛曾力主和戎政策，消除来自北方戎人的军事威胁，并通过购买山戎人的土地，壮大晋国的实力，同时削弱山戎人的地盘。这一次，魏绛又提出振兴国家经济的具体措施，并得到晋悼公的采纳。

魏绛的经济政策，使得晋国很快摆脱经济衰退的厄运，对此，《左传》给予极高的评价：“行之期年，国乃有节。三驾而楚不能与争。”将其看作是楚国无法与晋国争霸的最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