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时代-199）
然而，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事，让晋悼公本能地感觉到了一种威胁。就在这一年（公元前570年），晋国与东方诸侯国在鸡泽（河北邯郸东北）召开了国际峰会，在鸡泽会议过程中，晋悼公的弟弟杨干跑来哭诉：新上任的中军司马（主管军法的官员）魏绛杀了他的马车夫，就是对国君弟弟的侮辱，同时也是对国君的侮辱。
晋悼公的心头上笼罩着一层乌云：难道晋厉公一代的大夫威逼君权的现象又要重演了？御弟被侮，就是对公族的轻蔑。晋悼公心愤难平，怒气冲冲地对左右说：“魏绛欺人太甚了。我们在这儿举行国际峰会，这本来是晋国一件荣耀的事，但是却发生了杨干的马车夫被杀的事件，真是奇耻大辱，寡人一定要杀了魏绛。”
晋悼公的话传到魏绛的耳中，魏绛是一个武士观念很强的人，他自认为没有做错什么事，事情的起因是晋悼公的弟弟杨干，驾着马车在兵营中横冲直撞，结果把晋军的队列都给打乱了。作为执行军法的长官，魏绛将驾驭马车的马车夫抓起来杀头了，其实这件事的肇事主谋是杨干，魏绛看在他在晋悼公的弟弟的份上，没有处置他。这件事的处理，魏绛是有理有节，但是听说晋悼公扬言要杀掉自己，魏绛觉得这是对个人的羞辱，与其被处死，不如自杀以全武士之人格。
所以魏绛拔出佩剑，想要自裁了断，被士鲂等人阻止了。于是魏绛就写了一封信，亲自来交给了晋悼公，这封信是这样写的：“以前主公认为臣下可以胜任，让臣下担任军中司马，主管军中的法纪，臣下是兢兢业业，丝毫不敢马虎。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这叫做威武；遵守军中的各项法纪，这叫恭敬。如今有人公然在军中破坏军纪，不恭不敬，有损军队威武的形象。臣下职责所在，将其军法处置，这事连累到杨干，从而也激怒了君上。君上若认为臣下罪责深处，请交予司寇，臣下情愿受死。”
晋悼公看完这封信后，“跣而出”，什么叫“跣而出”，就是光着脚就跑了出来，急急忙忙的样子。为什么要光着脚呢？这是作出一种姿态，表明寡人一时心急，错怪了良臣了。这是晋悼公的高明之处，要知道，晋悼公此时不到二十岁，由于长期寓居国外，在国内的政治势力并不是特别的稳固，但是年轻人再沉稳，也有气盛之时，所以一怒之下，说出了要诛杀魏绛的话，现在必须要挽回这个口误，要让魏绛不至于记恨，所以“跣而出”了，对魏绛说：“寡人一时性急，言之过重了，这是出于爱护兄弟的本能；而您执行了军令，是出于对法不择情，又何过之有呢？寡人不能好好地教导兄弟，使之触犯军法，是寡人之错。”
晋悼公的做法十分的理智。如果他一意孤行要罚处魏绛，只怕最后也要落个晋厉公的下场，这是晋悼公的过人之处。魏绛也因祸得福，在鸡泽国际峰后之后，晋悼公特地设宴款待了魏绛，并且将魏绛提升为新军的副司令。
晋悼公时，晋国的国力得到比较大的提升，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比较重视生息养民的政策，避免对外频频发动战争。在晋悼公即位前几年，并没有大规模卷入到国际战事中。
公元前569年（晋悼公五年），晋国北部的无终部落（山戎的一个部落）派人照会晋国政府，表示要与晋国政府建立和平外交。对于中国的诸侯国来说，山戎是属于“攘夷”的对象，在晋国的猛烈打击下，晋国最重要的邻敌狄人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但北部的山戎仍然具有一定的实力。晋悼公想要拒绝无终部落的和平外交请求，因为山戎属于蛮族，被当时的中国人看作是不讲信用的（其实晋国政府也经常不讲信用的）。
这时，下军副司令魏绛站出来了，魏绛不仅仅能治军，而且也是很有政治眼光的人。魏绛就对晋悼公说：“山戎的部落来求和，为什么不答应呢？和戎有五个好处。”
晋悼公说：“你且说来听听。”
魏绛侃侃而谈：“第一，戎人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土地观念很是淡薄，我们正好可以用财货来收买他们的土地（高明！）；第二，北部边境和平后，百姓就可以安心耕作，发展农业，可以提供更多的粮食及物品；第三，山戎部落自愿来降，这对周围其他的蛮族来说会有震动的效果，对诸侯国来说，也会有威慑作用。第四，正好可以用中国文化来教化戎人，这个不用动用军队和武器，不是很划算的事吗？第五，正好可以充分显示晋国的道德、法度，不战屈人，这样就会远近咸服。有这五点的好处，为什么不和戎呢？”
魏绛的见识非同一般，概括起来是：（1）从经济上看，和戎既可以使边境安定，从而提高边境地区的农业产量，增加国家的财富，又可以利用戎人的弱点，来收购他们的土地，不打仗仍然可以扩张国土。这个主张有点象后来的美国一样，到处以极其代廉的价格，来购买大量的土地。（2）从政治上看，可以提高晋国的国际影响力，对其他未归服的国家或部落有一个示范效应。（3）从文化上看，将中原先进文化，对蛮族部落实施和平演变，实施同化战略。
最后，晋悼公采纳了魏绛的意见，与山戎部落建立了友好外交。此时的晋国，在外交政策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概括起来，可以用说是以武力威摄为主，在对外战争上，更多的是借助同盟国的军事力量，最大限度的减轻战争对晋国内政与经济的影响，同时积极开展与东方崛起的吴国的外交关系，使之成为楚国的劲敌。
（下一节《遏制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