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要成就霸业，那么就必须要全方位的强盛，政治上需要稳定，经济要繁荣，军事要强大。在管仲看来，齐国首先必须要保持政府的稳定，避免再度陷入权臣弑君的恶性循环之中。维持政府稳定，则需“尊君”以压制士族贵族，春秋时代，继承宗法封建社会之余风，君主并非专制，与是与贵族分权而治，此为弑君潮流之内在原因。
管仲是加强君主专制权力的倡导者，他认为“安国在乎尊君”，因为“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权力，无法令国家法令得以执行，“故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君主之所操也。”
这里必须注意一点是，管仲之所以强调君主专制，并非为讨得齐桓公的欢心，而是认为这是平息国内纷争祸乱、使国家走向强大的途径。从本质上说，管仲是一位国家主义者，他强调的是国家利益，而非愚忠之徒，在公子纠死后，召忽选择自杀时，管仲说：“夷吾（管仲之名）之为君臣，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破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这这些话中可知，管仲乃是爱国主义者，而非忠君主义者。
管仲在强调君权之同时，也大力提倡顺从民意，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安存之。民恶绝灭，我生育之。”在另一个场合里，他对齐桓公说；“丹青在山，民知而进取之；美珠在渊，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过为，民无过命，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故先王畏民。”
有一回，齐桓公对管仲说：“我欲胜民，为之奈何？”管仲严厉地驳斥道：“此非人君之言也。胜民为易，然胜民之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见亲，祸亟于身，虽能不久。”
尊君在管仲庞大的政治构想中，只是一块基石。管仲的敏锐力在于他发现时代已经全然不同于过去了，在西周时代，诸侯国只需要做到国泰民安即是大治，不必过多考虑其他事务，而自从骊山之乱后，诸侯国的兼并战争开始与日俱增，南方的楚国更是虎视眈眈，开疆略地，雄视一方，已经直接威胁到中原的安全。齐国临近的鲁国、宋国也不是省油的灯，虽然实力略逊于齐国，但威胁并不小，诸国争雄的时代已经到来，惟有强者能生存。
国家欲强大，首先政府必须要稳定，在管仲看来，加强君主之权力，压制贵族势力，乃内政稳定之根本，在对外政策上，管仲从一开始便奋起帝国主义之雄心，目标就是成就齐国的霸业。
管仲相齐之后，就明确了霸业的使命。齐桓公问他说：“社稷可定乎？”管仲回答道：“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此时的齐桓公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他说：“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
在齐桓公看来，只要能安定国家，就十分满足了，但在管仲看来，国家安定与成就霸业乃是一体之两面，因为这是一个进取的时代，你不思进取，就会被超越，甚至被消灭。当齐桓公拒绝管仲称霸的政策时，管仲竟然拂袖而走，他说道：我之所以没有为公子纠殉死，乃是为了安定国家社稷，现在国君既然不肯同意我拟定的政策，齐国难以长治久安，我不能白领国家的俸禄而不能为国家尽力，所以不敢做官了。
在管仲以辞职相威胁的情况下，齐桓公才勉强地说：“勿已，其勉霸乎！”管仲的政治上之强硬立场，由此可见，斯亦可证，齐国之霸业，管仲之霸业也。
日期：2009-05-1208:26:56
（铁血时代-41）
管仲政术的核心是法治，作为先秦法家之先驱，其理论之纵深，虽商、韩有所未逮，略萃其要者，以览大概。
对于法之起源，管仲如是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弱，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这个起源论，与后世荀子所论略同，亦与英国十七世纪霍布斯所论略同。
法对于一个国家之所重要，是因为“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也就是说，法令是维持社会秩序，抑强除暴，为民兴利。
立法权操之于君主，然而非随心所欲制定，必须要以人类自然天性为准则，何为人类之自然天性？管子分析道：“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法令之条款，不得超越人之承受能力：“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为而后使焉。故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使于人之所能为则事成。乱主不量人力，令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令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事败。”如果法令违背人之天性及承受能力之外，即为恶法。
值得注意的是，管仲虽然认为君主有立法权，然而亦应受限于法，他说：“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又说：“明君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又说：“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在管子的法治思想中，法令乃是国家之权威，虽君主不得凌架其上。其见解可千古不朽矣。
然而这里一个问题产生了，君主握有生杀赏罚之大权，这将大大膨胀君主的私欲，对于这点，管仲是有清晰的认识的，“凡私之所起，必生于主”，“有道之君，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然而如何限制君主之私欲横流，如何限制君主之超越法律之上呢？管仲并没有给出一个限制的措施，只是警告君主违法纵欲的后果，“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后果将是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君位也将岌岌可危，相反，“圣君任法而不任智，故身佚而天下治。”
法治在管仲而言，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他的目的是富国强兵，立国威以称霸诸侯。
与楚国、晋国、秦国等强国相比，齐国的军国主义色彩不算浓厚，齐国称霸的原因，乃在于强大的国家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在这个方面，管仲之贡献尤多。
管仲是第一流的经济学家，他强调经济对于国家之重要性，“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这句话之意思，要雄霸天下，则财力亦应当富甲天下，以今日之美国视之，仍然是这样。管仲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又说：“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只有人民衣食无忧，国家才不致动乱，法令才可得以实施。
管仲的经济政策范围颇广，包括振业农业、商业，加强公共设施建设，轻税赋，建立养老、抚孤寡、医疗等社会保障，扶助穷困等方面，具体为：“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墆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徵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
货币金融则是政府调控经济之最重要手段，管仲极端重视货币政策，他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即以货币政策调控物价，以确保劳动者之生产积极性。
管仲认为，物价之贵贱，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物品数量的多寡，物多则价贱，物寡则价贵；一是货币流通数量的多寡，流通量大则价贱，流通量小则价贵；即“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政府的职能则是利用金融手段平抑物价，如何平抑物价呢？
齐桓公曾向管仲询问丰收之年，如何来遏制粮食价格的过度下滑，管仲认为应当减少粮食的流通量，这必须采取政府强制手段，他说：“请以令与大夫城藏，使卿诸侯藏千钟，令大夫藏五百钟，列大夫藏百钟，富商蓄贾藏五十钟。内可以为国委，外可以益农夫之事。”这里注意的是，在春秋时代，粮食实际上不仅是一种商品，同时也具备一定的货币功能。管仲认为强制减少粮食流通量，自然可以制止价格的下滑，既可以增加国家的粮食储备，又可以维护农民的利益。相反，在欠收之年，则将储备之粮食投入市场，以遏制粮商囤积哄抬价格，又可以使政府得到一笔收入，所以管仲说：“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
以上是通过调节商品的流通量以达到平抑物价的目的，另一种方式则是采取货币手段来调控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