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 守中庸,行大道——记蜀汉两大名相 蒋琬 费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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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统治五十年间,可以明显的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绝对君权(相权)阶段,一是弱势相权阶段。从公元214年至公元234年这二十一年间,属于绝对君权(相权)时期,刘备和诸葛亮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望。
自诸葛亮星落五丈原后,蜀汉的强人时代彻底结束,无论是蒋琬还是费祎,他们的执政集体都是典型的文官政府。当形势趋于稳定之后,由强人政治过渡到文官政治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诸葛亮时代,皇帝刘禅几乎就是一个高级的政治花瓶,除了名分外,一无所有。但在诸葛亮死后,刘禅开始收回权力,蜀汉的权力格局从一超独大变成了君权和相权的互相制约。
由于蒋琬和费祎没有诸葛亮头上的那层神一般的光环,所以他们也没有在刘禅面前摆谱的资格。如果说诸葛亮是刘禅的养父,那蒋费二人就是刘禅聘用的职业经理。
蒋琬和费祎对自己的地位非常清楚,他们绝不会效仿诸葛亮那样对刘禅居高临下。在二人镇守汉中期间,虽然他们是当朝执政,但无论做出什么决定,他们都事先向刘禅请示,得到皇帝批准后才具体实施。
虽然这是明显的走过场,刘禅除了斗蛐蛐、玩鸟也没别的本事,但这个过场是必须要走的。蒋琬和费祎没有诸葛亮那样的绝对权威,至少在军界是如此,所以他们要想顺利的施政,必须举起刘禅这块黄金招牌,用皇帝的名义来镇住军界强人,这也是文官政治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至于这个所谓的军界强人,且不说蒋琬时代,在费祎时代,这个军界强人实际上指的就是大将军姜维。前面说过,姜维是诸葛亮在军事上的继承人,所以姜维对北伐有着一种天然的冲动。
在对待魏国的战略问题上,费祎和姜维有着明显的冲突,姜维是坚决的主战派,而费祎则是个主和派。费祎曾经对姜维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伯约成天鼓动北伐,我们比诸葛丞相何如?诸葛丞相五次伐魏,犹不能胜,何况我们?不如保境安民,守住咱这一亩三分地,就是天大的成功。至于北伐,交给子孙们办吧。如果伯约一味主战,万一事败,后果可不是你我等辈能承担起的!”
从整个蜀汉五十年历史上来看,费祎的战略主张是蜀汉伐魏大目标的一种“逆退”,背离了蜀汉立国的根本。但现实一点讲,费祎的保守又是非常明智的,魏蜀两国实力悬殊实在太大,蜀灭魏的可能性有多大?估计差不多是猴子打败老虎的可能性。
诸葛亮时代五次北伐,消耗了大量国力资源,对国力弱小的蜀汉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当初蒋琬放弃走中路的考虑,也是从蜀汉国力弱小的现实出发的。
但姜维却坚持认为北伐可取,每每攘臂大言,要借羌胡之力,一举克平陇右。费祎很讨厌这个愣头青,在他执政的五年里,有意识的限制姜维的好战思维。
蜀汉的大掌柜是费祎,军政财权一把抓,费祎每次拨给姜维的军队数量,没有超过一万人的。如果你姜伯约有本事,那就以弱胜强去吧,反正别想从我这里拔毛。终费祎执政时代,姜维始终被费祎牢牢压制,姜维窝了一肚子的火,但又无可奈何。
费祎执政的这八年(246--253年),正是三国时代相对比较平和的时期。三国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内政上,比如魏司马懿杀曹爽夺权、东吴孙和、孙霸争储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在诸葛亮、蒋琬执政时代,蜀汉国力没少被折腾,确实需要一个喘息的机会。比赛还有中场休息呢,对一个国家来说,一味好战是非常危险的,要知进知退。和平与战争的时机选择,是一门艺术。
费祎做为诸葛亮钦定的隔代接班人,在历史上的评价很高,王夫之就说:“蒋琬死,费祎刺,蜀汉之亡必也,无人故也。”但蜀汉时代对费祎的评价却不是很高,在延熙九年(公元246年)九月蒋琬刚死后,费祎滥施宽仁,无故大赦,遭到大司农孟光好一顿骂。
由于有了诸葛亮这块政治模板,无论费祎做什么,时人都会拿他们做比较。诸葛亮走的是法家路线,轻易不言赦,蜀人好评如潮。费祎站在了诸葛亮的对立面,自然不受当时人的好评。“蜀人称亮之贤、知祎不及焉。”
费祎滥施仁政,这和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费祎性格开朗,不拘小节。可以这么讲,诸葛亮信奉法家“人之初,性本恶”的人性思维,他怀疑一切,从不轻易相信别人。
而费祎恰好相反,他信奉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信条,他相信世界上只有好人,没有坏人。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人家底细如何,只要费祎瞧得上眼的,就和人家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好不亲热。
费祎的这种性格最终为他带来了杀身大祸,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春,费祎在汉寿举行新春宴会,所有头面人物都到场吃喝。席间有一个前不久被姜维俘获的魏国将军郭循(也称郭脩、郭随),趁费祎喝醉了酒,执刀上前,当场刺死费祎。
费祎为人过于豪爽,不察细务。郭循当初被俘后,本来是想刺杀蜀主刘禅的,但被刘禅身边人发现了,没能得手。以费祎的地位,应该是知道这件事的,怎么就半点不设防?还是在于他相信一切的人性本能,尤其是新附降人,几乎都可以不费力的接近费祎。
对于费祎这种不论亲疏皆可近之的性格,越巂太守张嶷就曾经敲打过费祎:“老兄你不要轻易相信那些降人,谁知道他们是不是魏国卧底?万一他们要在你面前使坏,你能防得了吗?”费祎把张嶷的善言当成耳旁风,最终丧命。
费祎时代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结束了,留下了满地鸡毛。刚才讲过,费祎的死,导致选材范围狭窄的蜀汉无人可用。而好战派姜维则摆脱了费祎的压制,获得了军权,从此走上了一条和魏国血拼到底的不归路,最终国亡身死。
不过蜀汉的灭亡,最主要的责任方是姜维、刘禅、陈祗、黄皓等人,和费祎的关系不是很大。如果不是费祎适时的改变扩张战略,修养生息,恢复元气,以蜀汉的国力基数,恐怕灭亡时间还要更早。
南朝宋人裴松之就客观的评价过(蒋琬)费祎:“蒋费为相,克遵画一,未尝徇功妄动,有所亏丧,外却骆谷之(魏)师,内保宁缉之实,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何以过于此哉!”
最后再说一句:战争是把双刃剑,在谋取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有可能伤及自己的利益。轻易不言战,不等于惧怕战争,战争要适时而动,看准机会,一剑封喉,才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