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简人实诚，怎么说怎么听，立刻喊：“车上的都收手！驾驶员都掉头！都救主公去。”一帮人呼隆隆跟着他往泥坑那边跑。

给庆郑这么有意无意地一搅，秦穆公方才从菜板子上滚落下来，捂着伤口找大队靠拢。可是晋军后队继续如墙而至，乱箭像撒作料似的往穆公身上撒。穆公心说：“饿马上就要变成菜了，饿的兵都哪凉快去了？”

千钧一发时刻，晋军后身像决了堤一样，涌出一大队赤脚勇士，三百多人，吼声如雷，声震周山，杀入重围，高叫：“哪个敢伤我们恩主！我们野人看不惯啦！”

这帮野人，骁勇好似印第安人，个个披发袒肩，快步如飞，手提金箍棒（学名木殳），这东西价廉，但是钝器，甲胄防不了它，适合有力气的穷人使用——它是长棍一头包着带棱的青铜，类似狼牙棒，穷人用它砸击，专门对付有甲胄保护的富裕士兵。野人们挥起大棒子，霹雳噗噜噼里啪啦像打棒球似的，把晋军脑袋打得乱飞。（打得最远的能直接飞到泥坑里去。）

刚要得手的晋军给这帮勇猛异常的野人，打得摸不着头脑。秦穆公乘机突围脱险，马上组织反击。晋惠公刚从泥里出来，还是坐着小驷马。野人们冲在最前边，一眼看见晋惠公的武大郎马了，他们眼睛一亮，扑上去就揍这些可爱的小马，抡棒子照准了马侧肋，好像用扫帚疙瘩捶打一条晒在太阳下的被子。小驷马被打得波浪翻滚，当场全部毙命。

晋惠公穿着重甲，跳到车下，扑了一身泥，被野人捉住，像捆粽子似的捆了个结实，然后像背柴禾那样，背了就跑。韩简给这帮争死不要命的野人，隔在外围，根本没法靠近，眼睁睁看主公落网。

韩原大战险象环生，几次易势，而且一直是双方的老帅成为车马炮轰击的靶子，实在够狠。最终，秉持正义而且富于高昂斗志的秦军获胜，活捉了晋惠公。

韩原大战中的“野人”特别值得一提，他们跟秦穆公之间的渊源是这样的：

从前有一天，秦穆公乘车到郊外考查工作，他的马闹情绪了，脱缰逃逸了。马儿跑啊跑啊，最后被一群“野人”（指农夫，不是印第安人）抓住了。这帮人觉得马没什么用，又不能耕地，干脆杀掉吃了。

秦穆公叹息说：“吃了骏马的肉而不喝好酒，会伤身体的。”

（注：不知祖国医学怎么会有这样的谬论——可能马肉发酸，会导致胃酸、胃痛、胃不适，要喝酒中和一下）。

于是秦穆公遍赐他们好酒（碱性的——好酒酿制过程中加了碱性成分的中药）。这三百名乡愚不但没有被砍了脑袋给马脑袋偿命，反倒喝了过年才能享用的好酒，个个感激涕零。因此，他们在韩原大战中扛着棒子，作为志愿军参战，并且冒死冲锋，起到了决定胜负的尤关作用，显示了农民步兵相对于城市步兵和战车兵的作战优势。

按理说，这些农夫是轮不到去当兵的。当时打仗是城里人的事。城里人，也叫“国人”，平时在城里各司其业——作买作卖、做手工生产、做饮食娱乐服务，每当国家出现危急时刻，国人就应征入伍、持械打仗，保家卫国、临阵冲杀，打仗是他们的特权和荣誉。所以，国人肯不肯卖力气，肯不肯效忠城里的君长，变得至关重要。君长因此不得不尊重一下国人的意志，国人也就颇有了干预政事的权力，这在前文的几次国人闹事中已经体现了。

国人参战的时候，具体来讲分工是这样的：战车兵的资格，垄断在家境殷实的大家族子弟（贵族子弟）以及国人中的佼佼者——士人手中。这是因为战车兵的行头昂贵，一般人afford不起。而战车下边的步兵，则由一般国人充当。

总之，不论战车兵还是步兵，都由骄傲的城里人充当。城外的农夫，是不配当兵的。至于奴隶，只能随军做些杂役，更上不了台面。

是后来，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战斗伤亡率一再增加，农夫们也慢慢参战了，打仗不再仅仅是城市人的特权。同时，步兵相对于战车兵的地位也日渐提高。这是后话。

（注：上文提到，秦穆公被刺穿了身上的六层甲，其实那不是金属甲。当时的甲是多层动物真皮粘合制成，与铜胄、盾牌配合，可以有效地防护青铜兵器戈、矛的勾、割、击、刺。也就是说，当时青铜兵器一般难以刺穿皮甲，所以铜胄——胄是头盔——使用得较为普遍，但铜甲——甲是衣服——则极为稀少，只是会把青铜锻打成片，钉缀在甲衣的胸部、背部。保护身体的重要部位。秦穆公可以穿七层甲而立得起来，是因为那都是皮子的。

“铠甲”则是专指铁甲，在中国一直不多，西方则更发达。欧洲中世纪骑士的铁铠重达二三十公斤，穿在身上，相当于背五十斤大米，光是头盔就有重两三公斤，穿这样的重铠，头上再顶个大窝瓜，打仗就失去机动性，所以必须乘马，而且得是好马。我国古代马匹没西洋大马那么雄高，所以我们的重甲骑兵不多，金兀术曾经苦心经营过一批，但是被岳飞破了。

我在纽约的大都市博物馆，看到过的古代欧洲的装甲骑士，银光闪闪的大白盔甲，把骑士的躯干、四肢、头部全部遮掩，达到“刀枪不入”的程度，相当于一个单兵坦克。据说每次穿盔甲，都要有人服侍，像现在新娘穿嫁衣，上马同样要人帮，但是一旦从马上摔下来，那就落地凤凰不如鸡了——因为他们没有人扶，是上不了马的。

西方的这些重甲骑兵，最后被老成吉思汗的轻骑兵儿子们，打得溃不成军，因为它缺乏机动性。

春秋战车上的战车兵都是直立在车厢中战斗，不必过多走动，所以一般装甲还算够重的，如果是步兵，不可能穿七层甲了。战车兵的甲裙比较长，甚至有大幅的青铜甲片，用牛皮连缀一起。车右因为需要挥舞格斗，所以胳膊上无甲，披膊只加到肩部。御手是跪着驾车，两臂平伸拉着马缰，所以披膊一直到腕，甚至还连缀着舌形护手，在颈部加有高高的“盆领”。当时穆公的车已经跑不掉了，估计御手已经残废。车上除了皮甲防护，还有盾牌——比后来骑兵圆盾要大，多为皮质，外面缀着青铜部件，往往是小圆泡拼出狰狞的兽头。看来秦穆公的车右已经失去战斗力了，根本无暇拿出盾牌给老穆挡着。

车右挥舞的武器，比如戈，是中国独有的古代武器，简单的说戈就是一把长柄大镰刀，或者想象一把手枪，把手枪把儿捆在一根竹竿顶上，就是戈的样子。手枪口的那个地方，就是戈的横枝的尖，可以把戈从上往下挥舞，用戈尖劈啄人的脑袋，也可以在两车交汇时横擎着，用戈尖啄人胸口。戈的胡（即镰刀刃部——最初是没有刃的，西周才开始加刃）还可以钩割人柔弱的脖子，当然戈还可以协助拨拉开挡住车轮的小障碍。

步兵的戈，柄比车兵的戈短，大致80公分，单手使用，另一只手可以执盾（称为“干”——所以你知道“干戈”是什么意思了）。

戈的柄的截面是椭圆形以便掌握，称作“积竹柄”，就是以木棒为芯，外贴十多根竹片，然后用丝麻缠紧，涂漆成柄。它的特点是有弹性和韧性，耐用。

青铜戈固定在木柄上，是依靠戈胡（指“手枪把儿”那一带）铸成的几个孔，孔里穿绳子将青铜戈和木柄捆在一起。

戈的不足在于杀伤创面小（戈只能啄和钩，不能砍劈，而啄和钩的受力点小），攻击面积也小，如果车驾驶得不好，俩车离得不够近，互相的戈谁也够不着谁脑袋。所以戈的攻击效果未必比“车左”所手持的弓箭好。春秋记载的周桓王、楚文王、宋襄公等人在战斗中负伤，都是中箭。唯独这里的秦穆公是受了戈伤，因为他的马被抓住了，车子跑不掉了，就像摔跤的人被抓住了裤带，只有由着对手揍他。）

五

光荣的晋惠公做了俘虏，晋国的一帮大夫们都晕菜了，纷纷丢下兵器，拖泥带水，跟在秦穆公的车队后边不肯离去，像一群兜售发票的人那样。

秦穆公给跟烦了，就派人轰他们，说：“二三子怕啥个呢？你们国君跟饿去西边转转，不会有什么大事的。”（二三子，就是同志们的意思。）

晋国大夫赶紧抓住话茬：“好，说话算数。你是个脚履厚土头戴黄天的人，皇天厚土可都听见您刚才说的话了。我们处在下风，风把您的话也传我们耳朵了。”（古人已经明白了声音是在空气中传播的道理。）

于是，秦穆公押着晋惠公返回老窝，像觅食的食肉恐龙叼回一截浑身硬泥的野猪。做好慷慨赴义准备的晋惠公心想，四百里路走完，等我进了雍城，小命也就到头了。

我们不知道春秋时代是怎么献俘怎么庆功的，这里可以说说古罗马的凯旋以为参照。古罗马人张扬放肆，喜欢狂欢，遇上个将军凯旋，就万人空巷地热闹一次。胜利的将军头戴月桂冠，手持月桂枝，向群众发表演讲，给攻上敌城的首位士兵、拯救战友的勇敢战士加冠发奖。随后开始盛大游行，群众夹道狂呼，最长能有三天。将军和他的亲戚孩子们坐在彩车上，把战利品抛给群众。有意思的是，一个奴隶在后面要不停地追喊将军：“你不要骄傲，你是个凡人，今天是荣誉，明天就可能是屈辱。”

而真正的屈辱者就是那些光着身子被游街的战俘，脖子上系个铃铛和鞭子，跟在车队后面，游行完毕就杀死在神庙里。埃及艳后就是为了逃避这死前的侮辱，而在蛇吻中结束了这位半老徐娘荒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