肚量阔大的齐桓公又要求全国人都讲避讳，不许说“夷吾”这两个字，因为这是我干爹管仲的名字。齐国老贵族们都大喊晦气。

在当时，一介布衣是没法进入政府高层的，高层都是大姓豪门世代把持。这些家族也就是史书上所谓的“世家”。管仲则是特例，他没有世家大族背景，硬挤了进来，必然受到世家大族的抵制，所以要齐桓公给他撑腰。布衣大量从政，是战国以后才被逐渐接受。

这位曾经拿着齐桓公的肚脐眼当箭靶子的干爹，总算遇上明主了。齐桓公格外信任他。据说有一次，一个官向齐桓公请示事情，齐桓公说：“去跟仲父说去。”此官再次请示，桓公说：“找仲父去。”一连三次如此。

有人说：“您这么当君主，岂不太容易啦!”齐桓公说：“寡人没有得到仲父的时候很艰难，已经得到仲父，为什么不变容易呢？”

君主思虑臣子职权范围内的事，心志就会衰竭；亲自去做臣子职权范围内的事，就会疲惫。齐桓公的原则，用现在英文说就是delegation（授权）。

一切权力都有了，万事都具备了，齐桓公什么都答应了，生米就要煮成熟饭，人民就要擦亮贼眼，管仲再干不好如何向人民交待？

时年管仲45岁，商人出身的他不光能吹，也还真能干，充分发挥自己经济学特长。齐国临海，有渔盐之利，管仲就奖励捕鱼煮盐，实行海盐国家专卖，从老百姓手里和别国人手里挣了很多外快。于是政府有了钱，可以对外扩张了。一般圣人都崇农抑商，而管仲却铸造货币，干预粮食市场，积极扶植万元户。

为了维护经济发展的安定环境，管仲归还那些从鲁国、卫国、燕国抢来的土地，换取睦邻友好，转而对外向诸侯国实行经济侵略。当时各国贫盐，齐国抬高盐价，致使他国黄金流失万余斤，天下黄金越少，齐国越提高金价，高价收买各地黄金，以至于形成黄金垄断。再用垄断的金子，贱价购买各国货物，使天下市场操纵于齐国这个金融寡头之手。

管仲向梁国、鲁国订购大批丝织品，对方贪图利益，就废掉农耕，全国养蚕抽丝。一年过后，管仲单方面撕毁购丝合同，一下子就把梁、鲁两国给搁那儿了，梁、鲁老百姓家家没粮食吃，天天裹着自己纺的绫罗绸缎饿肚皮。

以商业优势带动国家走向富裕之后，管仲开始强兵——组织群众大练兵。城里每家指定一人当兵，五家就是一伍，八个伍设一个连，十个连组成一个旅，旅长叫做“良人”。五个旅是一个军，全国分三军。这三军儿郎平时就在城里，各有职业，每年以打猎形式出城搞两次军事演习。一夕有警，全城可征出很多兵来，还保障了兵员素质。

老百姓不许迁徙，每五家的“伍”人，编在同一个作战单位。平时都是一个胡同长大的，从小玩在一起，长大跑在一起，祭祀祖先时互相馈赠礼物，死难时互相吊慰，同灾同福，此唱彼和，感情深厚，所以打仗时可以拼命共同对敌，富于团队精神。夜里作战，听到彼此声音就不会乱伍；白天作战，看到对方容貌就互相认识（当时可能没有统一军装，全靠脸熟，才避免打错了）。这种征兵制，比后代募兵制买来的雇佣兵，更团结、更忠诚，也更爱家爱土，不需要搞整风运动，思想就已经很统一了（类似同时期希腊国家斯巴达的15人一组的小型战斗单位“菲迪拉亚”）。

士兵有了，兵器怎么办？管仲说，犯罪之人，缴一只真皮的盾加一枝大戟就可以赎罪。想打官司吗？诉讼费是三十支箭。

总之，大话吹出去之后，嘿，还真对得起这一张脸，在管仲大圣人的治理下，齐国发展经济，解放思想，国力大增，有了钱也就有了军队了，齐国军事力量很快达到三军规模，每军编制一万人，总计兵车达八百乘。养着这么多军队，就得给他们找事情做，军事机器闲着就会长锈。于是它在未来的三十年间，像绞肉馅一样绞掉周边三十多个小国，成为东方超级大国。管仲给这个一度只会纵欲享乐的爬虫样没志气的国家，带来了天翻地覆的腾达变化，最终成为春秋大地上的第一只恐龙。

潇水曰：我们老说明朝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好像中国人在那以前不作生意。其实，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商人，著名的比如陶朱、猗顿、吕不韦，势力足以干预国家机器。管仲更是个把商业升为国家战略的典型例子，他让齐国富起来的办法，主要是靠发展商业。他在道路关卡上不对过往的商人货物征税，在市场上，对商人只收铺位租金，取消各项营业税，这都是在给商人优惠政策。

然而，死脑筋的孔子却总不服气管仲这一套，尤其看不起管仲鼓励经商。他觉得管仲只鼓励了发展经济，而没有发展礼仪。所以他说管仲“不知礼”，他还说管仲奢侈。儒家评论干部的着眼点，就是这样的，不把吃饱肚子的“发展”当作重点，而紧盯着看谁讲了“礼”，真是周小公的好徒弟啊。

“礼”固然重要，但万事“礼”当先，把它摆在了“发展”的前面，那就•••唉，真是拿他们没办法啊。

二

管仲在齐国主持政府工作之后的第一次大型军事行动，不知怎么搞的，却是大丢面子。

公元前684年，齐国为了报复上一次鲁国助公子纠夺位的宿恨，就催动三百辆战车，南下行军二百公里，掠过泰山，直扣鲁国北境，去教训鲁庄公。

鲁庄公在上一次“乾时之战”打败，光脚从战场上跑回来的。新败之余，不敢再战，军队扛着大戈，向内地收缩，将主力军约三百辆兵车，结集在一个叫长勺的地方。

距离长勺不远的曲阜城里一片恐慌。

这时候，一个士人，名字叫曹刿（念贵），想求见鲁庄公。士人，在春秋时代，是一种介于公室贵族和普通国人之间，说高不高，说低不低的阶层，类似于穿着长衫而站着喝酒的孔乙己先生。

曹刿虽然是一个士人，但他经常吃菜，因此而聪明（那时老百姓可以吃的菜是：郁李、野葡萄、苦菜、葫芦、麻籽、王瓜、葵菜、大豆叶子等等，年终也许有猪肉和酒）。于是，吃腻了菜的曹刿绿着眼睛说：“我再也不想吃一口菜了，我要吃肉去！”

要想吃肉，就得去当官。当官有钱买肉。于是他造访鲁庄公，想弄个官当当。他的吃菜的同乡拦住他说：“你个吃菜族的，跟那些吃肉族的瞎搀和干吗啊？”

曹刿骂道：“食肉者鄙，未能远谋！！——现在的吃肉族都太鄙陋，不配帮国家出谋划策。而我这样的大能人却不能当官吃肉，真是没天理了！”

于是，这个跟孔乙己一样傲气的家伙，托人介绍见到鲁庄公，向他提问：“你说，有什么资本可以和齐国比个高低？！”

鲁庄公年纪轻（时年二十二岁），以前受大舅齐襄公的气，受母亲文姜的气，谦卑惯了，此时又被敌人吓得六神无主，有病乱投医，虽然曹刿口气不逊，他仍然认真回答曹刿说：“我这人平时不小气，有什么衣食奢侈物，一定会分给亲戚大臣们的。打仗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带着自己的家族给我卖命的。”

曹刿说：“这种小恩小惠，所施面积很小，管不了多大用。”

鲁庄公说：“还有哦，我平时祭祀神祗，从来都用上好猪肉，没短缺过，也没注过水。所以神仙这次准能保佑我。”

曹刿说：“光抱神仙脚，是没有用的，关键平时你对老百姓怎么样。”

鲁庄公说：“平时开堂审案子，我尽量做到公正无私，取信于民。”

曹刿觉得自己的国君治民还算可以，这样就有打胜的希望，于是说道：“如此看来，可以一战。等到开战的时候，请您一定叫上我，担保叫您打赢了！”

鲁庄公忙问如何打赢。曹刿偏不肯多说，只说到战场上自有分教。鲁庄公听曹刿的口气，似乎像是很有办法，于是答应曹刿作自己的参谋，与自己共乘一车，与齐军战于长勺。

两军各自进入预定阵地。齐军摆成进攻的长排方阵，鲁军也是长排方阵。随着第一通鼓响，齐车的十几道横排，齐步向前，在鼓声的指挥下，一排排好像海浪地络绎压向鲁军。

临阵而斗，用智为上，曹刿看到敌众我寡，遂采取坚守不出、挫敌锐气的战法。他命令鲁国前几排战车，紧密收拢，不留空挡，避免每辆战车左右受敌，且使敌车不易插入阵来。后面十几排战车，也做错落有致的纵深配置，增强抗击敌军攻击的能力。又令步卒蹲在地上，依托战车，形成“钉子户”，组织阵地防御。从车上车下，密矢如雨往齐军猛射，迟滞对方攻势。

在箭雨中，一些背运的齐国马拉战车还没等靠近鲁阵，就先中了箭，马仰车覆。受此类覆车影响，齐国战车发生交通拥堵，前冲后撞，队列难以约束，攻势被迫减弱，而鲁军纹丝不动，车阵井然有序。

（战车正规打法是从车上立直了身子，趁着两车一错轴的时候，拿戈往旁边车上的人脑袋招呼，或者用矛去戳。屈原说的“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短兵相接”的成语来源。正因为要错轴而战，所以战车的队形非常关键，一排排要齐要稳，才能确保错车时，两两夹击对方战车。）

齐军见一冲不能奏效，就擂动第二通战鼓，后续进攻的车辆，裹着掉头回撤的车，又大呼小叫地向鲁军铁桶一样的车阵淹过去了。

鲁军又以箭雨拒住对方攻势，那些冲入鲁阵的齐车，在突破了两三排战车之后，也因友车配合不到位，以及后援不至，在鲁阵肃然有序的大嘴里无所作为，东突西驰来回碰壁，最后被鲁阵的牙齿咬碎，咀嚼之后，吐出吃剩的葡萄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