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桓王兵员数目略显优势，最大的薄弱点来自其左军麾下的陈国军队。陈国人打起仗来向来就是磨洋工，后来楚国在城濮之战失败也是因为跟他们合作。而且陈国兵从前被郑庄公打怕了，态度首鼠两端，阶级斗志不坚。郑庄公肚里雪亮，抢先发出攻击信号，令右踞统率“曼伯”迅速出击，使用“粘字诀”压制政府军左翼下的王军战车活动，闪出后续空间让跟进部队逐次跃进突击，狠狠揪住陈国徒兵这个死穴又踢又踹。泰山压顶腰不直的陈军很快气馁，在郑庄公的战车咬合下，纷纷跳车逃跑，抱头四散。陈军很快退出战场。左翼政府军受溃军干扰，周公黑肩指挥失灵，整个左翼土崩瓦解。
夺取战场局部优势后，郑左踞与政府军右军（含附属蔡卫兵）接战，抢入政府军车阵。惊弓之鸟的蔡、卫兵比陈国也强不到哪儿去，很快发生退却。但右军统帅虢公林父不负周桓王倚重，奋勇力战，稳住阵脚，将业已插入己方阵地的郑左踞像拔钉子一样，拔了出来。郑左踞被逼退回。
左右两翼交战至此，双方各自一胜一负，战局逼平。
郑庄公不给对方喘息，挥动三军全线猛烈出击，分别由左右两翼实施向心合围，集中力量压击周桓王中军。
周桓王已失去左军，急招右军收缩，孤注一掷地支撑中军，沉着应战，几次化险为夷。
双方几万人车拥挤着乱打，规模宏大，场面壮观，举起又落下的长戈和矛戟，使这里更像一个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周桓王也亲自动手了，他手挥舞着铜钺，砍击逼近他战车的敌人。铜钺就是大斧子，王权的象征，本不适合作兵器，但顾不了那么多了。周桓王正在张牙舞爪地砍，郑国大夫祝聃从远处瞄了个准，嗖的一下，毒蛇一样的一支铜头竹箭，正中周桓王肩膀。血立刻从青铜箭头下流了出来，一同流淌着的还有三军的士气。
天子中箭，可了不得了，政府军只得且战且退。
按照大周朝的作战礼仪，追击逃跑的敌人不要超过一百步距离，跟踪追击不要超过九里，这都是为了表示礼节，打仗点到为止，不为已甚。毕竟大家都是一大家子的，互相是亲戚。郑国公族和周天子，三百年前是一家。
郑庄公也怕自己干得太大了，鉴于周军虽退而不乱，于是下令收住兵车，公元前707年所目睹的周郑“长葛之战”，就这样突然嗄然而止了。（是不是不够过瘾，春秋早期的打仗就是这样古典味道的，三军依次排队前行对决，不像是战争，倒像指挥一场开幕式队列表演，配得还是交响乐，让人昏昏欲睡。）
周桓王中了一箭，但是并不致命，春秋时期弓箭杀伤力不大，射程不远，周桓王捡了条命。
（注：正是由于弓箭杀伤力还不大，不善于移动避箭的战车在战场上才很有地位。战车上面，通常有三名战车兵，都身穿牛皮甲，头戴牛皮胄，或者青铜胄。由于当时的箭力道尚不甚大，这些牛皮的防护用具，可以抵挡得住箭，被射上几箭也不怕。等到了后面的战国时期，弩出现了（凶猛的狠），射出的弩箭，射程远，力道大，穿皮甲能力强，使目标高大行动缓慢的战车成了逃不掉的靶子。缓慢的战车上立着的两三名战车兵，无法机动躲避，挤在一起也无处可藏，成了靶子上的活物，干等着挨射。一旦被射中，就小命难活了，穿着甲胄也不顶事。于是战车的地位就滑坡，被日益流行的机动作战能力突出的骑兵慢慢取代，那是后话不提。）
由于弓箭力弱，骑兵又尚未投入战场,所以步兵的近身肉搏就成了战斗中的主要杀伤形式。传统的作法是，一辆战车配轻甲步兵七十二人作为支持，叫做一乘。七十二人都布置在战车前面，攻敌陷阵。然而，步兵一旦受挫，挤撞一团，相互践踏，后面跟进的战车就失去冲击空间和严整行列，而行列严整又是车战致胜的关键。这就像象棋里的“车”，一旦前面有卒挡着，就不能直进一样。
所以，在这次令人昏昏欲睡的战役里边,郑庄公大胆尝试，积极改革，引入了“鱼丽阵”法。“鱼丽阵”，说白了也就象一群小鱼跟着大鱼，把轻甲步兵配制在战车两侧及后方，让战车象坦克一样往对方的步兵身上碾，己方步兵随后跟进，趁火打劫。仿佛田野里一台收割机在前面，后面是拾麦穗的人，直接把敌人人头往筐里拣就可以了。
郑庄公命令轻甲步兵象国民党军队那样端着枪，散跟在战车后面去落井下石。这么一改动,车人各得其所，获得战术优势。
总结周桓王这个人，很有血性，但流于莽撞人。他发动的此次战役，根本就是战略错误，因为他的政府军没有必胜把握。作为一国之君，押这样的战争赌，胜了，于自己的国君身份增补并不大，败了，整个国威就算全玩完了。
战法有云，善于作战的人，先把自己处于必胜不败之地，确保自己打击敌人能就像力举秋毫，以石击卵，有了这样的把握再启动战争。而不懂作战的人，总是期求在苦战中取胜。周桓王就是后者，虽然他够玩命的。
有了必胜的把握才启动战争，这就是孙子兵法的“全胜”原则。而周桓王是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说他发动这场战役有嫌鲁莽，不是聪明之举。“上将伐谋”，外交本来是周天子的优势，可是他并没有利用之，而是诉诸于战斗（而且是并无多少胜算的战斗），结果白死了很多人，自己也中了一箭，这才舒服了。
这一次中央与地方的正面交锋，正式宣布了周桓王外干中间也干的事实，从此，天子成为缩头乌龟，诸侯之间开始排座次、争老大，数百年的纷争开始了。这以后，即便从整体上看，从月球上看，貌似平静的中原大地再也不貌似平静了。
（注：郑庄公还是懂得分寸的。在长葛之战结束，政府军退却的时候，郑大夫祝聃曾请求带兵追击。但是郑庄公制止了他，郑说：“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欺天子乎？（君子不敢欺负人，更何况敢欺负天子呢），只求我们郑国社稷无损，也就够了！”他不让祝聃去追。
当夜，郑庄公还派大夫祭足去周桓王的营中“问王疾”——什么意思呢？就是慰问伤情，以示礼仪和关切。真不知道祭足见到周桓王，怎么摆置表情和开口讲话。
祭足念道一番，留下礼品，肃穆地磕了几个头，回去了。周桓王躺在床上，看着他走远，简直是，气的要笑了！）
九
回顾东周初年（公元前八世纪末期）诸侯争战之第一赛季，郑庄公的成绩，首先他逼服陈国，获得半分，又连败宋、卫、蔡三国，破许国，积4分。郑庄公以4.5总积分在河南小组赛区出现，参加与国家队（周桓王军）角逐，迫使国家队领队周桓王受伤下场，郑庄公遂光荣获得本赛季全国冠军，风光无限。
但此次诸侯大战，未邀外省队参加，其于运动史上的成就，就不是非常醒目。不过，郑庄公仍然是河南群众的骄傲。当此之时，河南是中国的核心，开化最早。向西，是陕西一带，那里的秦国方才建国不久，华狄杂处，荒远而落后，基本没资格参与中原赛事。向北，山西的晋国，晋国的公亲贵族们正忙着窝里斗，你砍我，我砍他，大搞阶级斗争，无暇参与中原政治。向南，长江沿线湖北地区的楚国，被鄙视为南蛮，尚不能逐鹿于中原，长江下游江浙地区的吴越，则落后得连车轮子都没有，根本上不了桌面。向东呢，山东的齐鲁，确实都是大国，地富民丰，但他们在郑庄公眼里是睡狮，此刻平静，还没到咬人的时候。所以，全国诸侯都碌碌无为，时无英雄，遂使郑庄公成名。
郑国的地盘，其实并不大，而且郑国是个外来户——是随着周平王东迁才从陕西挪到中原来的。作为新移民，老郑必然与中原老住户（宋卫陈蔡）之间，为了争地盘而矛盾重重，从而引发出前述连绵不断的小战——这就像班里的新同学要被老生欺负一样。作为新同学，郑庄公知道求助大哥，他采取与东方大国齐鲁交好的办法，获得外援，遂在与周边小国的搏斗中频频占据上风。这也是一种“远交近攻”吧。
然而郑庄公也有两个重大失误，一是过分以力服人，没有适当辅之以德，对待诸侯只是打过，而没有去帮助和做好事过。二是对待中央政府态度过激，导致周桓王来打他，弄得自己脸上很黑，国际威望也打了折扣。而下一赛季的冠军齐桓公，则比较聪明，知道利用天子名势，适时推出了“尊王攘夷”口号，大获人心。
相比之下，郑庄公的战略研发还是差了那么一截，未能跻身于春秋五霸之列，只能号称“小霸”或者“初霸”。然而郑庄公确实是河南诸侯第一人，此后的河南诸侯，包括郑国，全都肾虚得不可救药。原因很简单，河南地理位置是天下中央，围绕它的东西南北各大诸侯间进行战争，军队都要打河南经过。所以河南成了我国版图上的巴尔干地区，古人称之为“四战之地”，四个方向都是敌人，变成敌人们军事演习的靶场。大家有丨炸丨弹，都跑到这里来扔，河南诸国给炸得七零八乱，一直不能生息壮大。
所以河南境内的陈、蔡也好，郑也好，宋、卫也好，在后来的春秋史上，受够了四邻诸侯的夹板气，哪个邻居省份的诸侯强大了，他们就附属哪个邻居，别的邻居不干了，合伙来打他们，他们又紧着给赔礼道歉。“朝秦暮楚”这个词，说他们最合适。河南诸侯遂被逼出了一种圆滑的行为风范。
十
郑国后来的事情，还需要再罗嗦一下。
长葛之战后五年，执政四十三年笑傲河南的郑庄公，很不好意思地，自己死掉了。本来他还应该做更大的事业，但他还是选择去死掉算了。
郑庄公一死，大儿子“公子忽”继位为郑昭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