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考虑流行病学受人轻视的情况，考虑经费短缺的困境，考虑不做出反应后的后果，还考虑了许许多多东西，这些考虑使得他们从开会的第一分钟开始就倾向于最激进的决定，尽管他们所有人都认定，发生猪流感大流行的可能性在2%到20%之间，但大多数人都没有表达自己的疑问，只有一个人、华盛顿大学的教授罗素•亚历山大说了出来。

什么样的信息可以改变大家关于全国性猪流感疫苗免疫的决定？是每一例猪流感病例都很轻微？是狄克斯军营之外没有猪流感的病例？在确定爆发何时出现和何地出现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没有人回答亚历山大的问题，亚历山大并没有坚持下去，包括基尔伯恩在内的那些倾向于储存疫苗的人也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于是一个涉及两亿人的决定于3月10日下午被会议接受了。

森瑟开始起草备忘录，计划由联邦政府出钱购买疫苗，NIH进行临床试验，然后FDA发放证书，CDC负责监督疫苗接种情况。疫苗耗资一亿美元，再加上3400万其他费用。

这份备忘录，将3月10日会议上认定的流感大流行从“可能”变成“十分可能”，其内容读起来给人的感觉是：必须采取行动。

3月13日，星期六，森瑟完成了9页备忘录，传给自己的老板、负责健康的助理部长西奥多•库柏，由他转递给联邦健康、教育和福利部长戴维•马绍斯。3月15日，森瑟来到华府，向马绍斯推销、或者说迫使马绍斯接受这个计划。

库柏去埃及出差，副部长詹姆斯•迪克森临时负责健康业务，在会见森瑟之前，迪克森向马绍斯简单介绍了森瑟的备忘录。

马绍斯问：可能性多大？

迪克森回答：不知道。

从马绍斯眼中，迪克森看到，决心已下。

日期：2009-05-3020:40:55

6.政治对科学的反应

41岁的马绍斯在1975年入阁之前是阿拉巴马大学校长，对于美国的政治系统非常在行，他清楚地知道，对于这种顶尖科学家提出的一致建议，政治系统的唯一选择就是：做出反应。

迪克森所说的“不知道”，对于马绍斯来说，肯定是大于零，就必须行动，否则一旦真的出现大的疫情，就无法对公众解释，因为那时候已经不存在可能性的百分比，而是百分之百发生了。

于是，大流感流行的预测从3月10日会议认定的“可能”，变成3月13日森瑟备忘录中的“非常可能”，最后在3月15日被马绍斯演化为“将要”。

当天，马绍斯通知联邦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詹姆斯•赖恩，解释自己将建议进行全民猪流感疫苗接种的原因：因为历史上最大的瘟疫、1918年大流感将要重现。1918年大流感中有50万美国人死亡。1976年，这场大流感将杀死100万美国人。

在科学家并没有证明1918年大流感确实是猪流感引起的时候，在对于狄克斯军营猪流感病毒的毒性还没有肯定答案之前，马绍斯已经很肯定地认定1918年大流感将在1976年出现，之所以会杀死100万人，是出于1918年50万人死于流感这个不准确的数字，因为1976年美国人口比1918年增加了一倍。

当天下午，在一次例会上，赖恩告诉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一项免疫计划可能需要额外经费。

福特皱了一下眉头：免疫计划？要多少钱？

超过一个亿。

福特嗯了一声，算是知道了，心里嘀咕：又是什么机构找个理由要钱吧。

福特靠橄榄球的技能上的大学，大学毕业后，为了能当律师，拒绝了两支职业队的合同，出任耶鲁大学的橄榄球和拳击助理教练，最终进入耶鲁法学院。从政后连续担任了24年众议员，成为众议员共和党领袖。福特为人平和，从来不树敌，加上球星的身份，让他在政坛上很受人欢迎。

水门事件发生后，偏偏副总统阿格纽在任州长期间收受贿赂东窗事发而辞职，尼克松推荐福特这位老好人以挽回自己的形像。没想到阴差阳错，为了避免被弹劾的结局，尼克松宣布辞职，让福特这位没有参加过一次总统大选的人成为总统。

面对当时7%的通货膨胀率，福特认为原因很明显，就是美国人花钱太多，只要少花钱，就能够解决问题。

他说的没错，但他没有想到，如此显而易见的原因为什么别人不说出来。没过多久，美国进入经济衰退，政府赶紧给大家退税，让大家花钱，可是经济越来越恶化，连纽约市都要宣告破产了。

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机构还是一开口一个多亿的，自然让总统感到不快。

好在这种不快很快消失了，福特的注意力又回到了竞选上去了。1976年是大选年，作为现任总统，应该很容易获得共和党提名，没想到加州前州长里根代表党内保守派出来挑战，两人咬得很紧，福特从来没有经历过大选，应付里根的挑战颇为吃力。

一个星期后，在总统的日程表中列出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正式讨论这件事。会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与会的有马绍斯和从埃及回来的库柏，赖恩及其副手奥尼尔，以及农业部长巴特斯。巴特斯到场的目的是希望总统知道，尽管还不知道这场全民猪流感免疫要用多少鸡胚，但农业部保证能够提供。

在场的人中，只有出身心脏病专家的库柏有医学背景，加上主管全国健康事务，因此由他来介绍。

总统先生，您听说过1918年大流感吗？话一出口，库柏想起福特已经63岁了，连忙改口：对不起，总统先生，您还记得1918年大流感吗？

福特的目光在那一瞬间变得犀利起来，直瞪着库柏，椭圆形办公室内静得能听到每个人的呼吸声。过了一会，福特站了起来，走到窗前，背对众人，向窗外看。办公室内的其他人屏住呼吸，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

良久，福特转过身，眼神变得无比的忧伤，他走了回来，用责备的口吻回答库柏：博士，你打开了我心中一扇密封的门。

日期：2009-06-0108:47:40

二、丢失的一年

1.主动地遗忘

人的一生中要忘掉很多事，除去老年痴呆那种不得已的情况以外，即便是记性再好的人也不可能记住人生的每一个细节。从生理上，人的思维模式是有内在的优先性的，就像数据库会把最有用最常有的信息预先储存到内存之中一样，储存在人脑的神经细胞中的记忆也不是随机地被思维调动出来的，而是有特点的选择的。重要的东西会马上出现，不重要的东西要经过思考、冥想甚至努力回忆才会出现，而有些东西则无论怎么想，也不会出现。

不会出现的东西并没有丢掉，只不过深藏在大脑的某一处，被思维遗忘了。

遗忘的东西往往是因为思维认为无足轻重，经过了那么多事，还有更多的事要去经历，思维不得不经常把记忆整理打包，腾出地方来容纳新的记忆。

但是，还有一种遗忘是主动性的遗忘，是我们努力地让思维把它们遗忘掉，因为我们不能面对。

无论是哪一种遗忘，随着时间的流失，一切都会被遗忘的，因为我们不拥有时间，因此也只能渐渐地把过去遗忘。

时光如流水，往往在不经意中，故旧飘零，青丝换成白发，但在有些特定的时候，人会觉得时间太多，多得到了难以忍耐的程度。对这一点，有机会蹲监狱的人会有深刻体会的，没有蹲监狱机会的人也能够体会到，比如等待，尤其是在旅途之中。

人在旅途，经常发生的事情是等待，最难打发的就是时间。十几年前，我在香港机场，曾经有一次漫长的等待。取道香港去马尼兰，不知道是WHO有了节省开支的计划，还是订机票的人不会算数，天没亮就从北京起飞，到达马尼兰已经快半夜了，那一天主要是香港机场里渡过。

在踩遍了机场里每一块方砖之后，我决定，不管商店里那售货员翻多大的白眼，也站在书架前不走了。在剩下的时间里，我把书架上看过和没看过的古龙的武侠小说统统看了一遍。

某年某月某日，在美国华盛顿州州立大学的图书馆里，也有一个人百无聊赖地站在书架前，打算消磨那天剩下的时间。美国的图书馆甚至书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让人打发时间的，尤其是在网络还没有成气候之前。

此人名叫阿尔费里德•克瑞斯比，是一位历史学家，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仃分校的教授，出差到此，事情办完后，还有大把的时间不知道干什么。教授不愿意在酒吧浪费时间，便来到州立大学的图书馆，打算随便找些有意思的书来打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