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状况必然产生政治上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自由党的衰落，当时工人们因希望摆脱困境而愈来愈转向工党。因而，这种经济危机往往使英国政界趋于两极分化：有产阶级一般拥护保守党，工人阶级支持工党，中产阶级则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

每一个党都有自己医治国家弊病的灵丹妙药：保守党提倡保护贸易制；日益衰落的自由党提倡自由贸易；工党提倡资本课税和重工业国有化。最终结果是保守党和工党一个接一个地交替组阁，但没有一个内阁能大大地改善国家的命运。

随着大战的结束，劳合·乔治首相于1918年12月14日举行了所谓的“非常时期大选”。

他的联合政府因极端民族主义政纲而赢得了绝大多数席位——484席；这一政纲包括将战争赔偿金全部送回本国和严厉惩办德国“战犯”。尽管劳合·乔治获得了绝大多数席位，但他的地位仍不牢固，因为他的支持者中有70％的人是保守党人，而自由党人则分裂成他的支持者和在野的阿斯奎斯的26名追随者。这使工党成为主要的反对党，但由于它只占有63席，它不能指望向占绝对优势的保守党挑战。

劳合·乔治从一开始起就因长期存在的爱尔兰问题而感到窘迫。1914年大战的爆发结束了自由党让爱尔兰自治的尝试。新成立的新芬党在1918年的选举中获得了73席，这时，它正要求完全独立。

这些代表拒绝在威斯敏斯特担任下议院议员，于1919年1月在都柏林聚会，并直布爱尔兰为自由邦，因而导致了残酷的游击战争；这一战争一直拖延到1922年劳合·乔治同意爱尔兰自由邦享有与其它自治领相似的地位时为止。爱尔兰的这些骚动与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一起逐渐破坏了劳合·乔治的地位。1922年10月，劳合，乔治被迫下台，让位给安德鲁·博纳·劳，后者组织了一个清一色的保守党政府。

11月举行的选举中保守党获得了多数席位，但工党令人吃惊地赢得了142席，而自由党仍意见分歧、软弱无力。1923年5月，博纳·劳因健康不佳而辞职，斯坦利·鲍德温继任首相。新首相提出了更高的保护关税，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他要求1923年报月举行选举，对这种彻底背离英国自由贸易传统的办法作出裁决。

在选举中，保守党失去了他们的多数票，但保有未超过半数的最多票数，其次是工党和新统一的自由党，分别获得192席和158席。

鲍德温拒绝组织新政府，因此，拉姆夫·麦克唐纳在自由党的支持下，成为第一个工党内阁的首脑。他当政仅10个月（1924年1月至11月），除采纳一种更具和解性的对德政策和承认苏联外，几乎没有什么成就。

承认苏联的做法给保守党提供了推翻政府所短要的论点。他们提出了“红色”恐怖的问题，并用它在随后的选举中击败了工党，在这次选举中，他们赢得了占多数的200个席位。鲍德温这时组织了一个持续了5年的政府。

它的政策反映了其领导人的谨慎、平庸。失业仍在继续，最终导致了1926年的总罢工。尽管罢工有250万工人的支持，但还是失败了，政府成功地通过了《劳资争议法》，宣布所有的“同情”罢工均为非法的．

依照法规，议会的任期满了；1929年5月举行了大选。

鲍德温特有的口号是“安全第一”，但这一口号在不断增长的失业率面前并不受人欢迎。工党获得了289席，保守党获259席，自由党获58席。麦克唐纳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再次组阁。

他不能料到，这个国家会在半年内遭到大萧条的打击；这次大萧条使英国经济更加瘫痪，最后扫除了麦克唐纳的新政府。

法国法国在战后数年中也为经济困难所困扰，不过，它的境况在某些方面比大多数邻邦要好些。法国有一个十分平衡的经济，因此，它不象以农业或工业为主的国家那样易受伤害。

战争的和平解决使法国收回了拥有煤矿的萨尔盆地和拥有纺织工业及丰富的钾碱、铁矿资源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从而加强了法国的经济。反过来说，法国早几年日因损失140万年富力强的男子和财产遭到空前破坏而被削弱。西线的战争主要在法国国土上进行，这给村庄、城镇、工厂、矿山和铁路带来了价值230亿美元的损失。

而且，法国先前是通过贷款而不是通过税收来为战争筹措资金，这在战后就意味着需要进一步的贷款来重建家园。政府采取了多印钞票的手段，结果导致了法郎贬值，而这又产生了政治上的影响。

与英国只有两、三个政党的情况大不相同，法国拥有好几个政党，因此，一届内阁的生命力取决于它有无能力为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将这些政党组成一个足够大的联盟或集团。

这一点说明了法国内阁与英国内阁比较起来更换得较快的原因。从左派到右派的主要政党是共产党和社会党、激进社会党以及诸如共和民主联盟和民主联盟之类的右派各党。共产党和社会党主要代表城乡工人；激进社会党是中间派，为中下层阶级所支持；右派各党通常为扭有力的天主教徒，代表财团和巨额融资。

如同英国发生的情况一样，法国1919年的选举选出了一个由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占优势的议会。在以后5年中，法国由主要建立在右派诸党的基础上的“民族集团’内阁统治。这一时期里举足轻重的人物是雷蒙·普恩加来，他决心要德国人赔偿重建家园所需的费用。

他的政策最终导致了1923年法国对鲁尔的侵占，这是一次代价昂贵、几乎一无所获的行动。到1924年初时，一法郎的价值已从战前的19．3美分降到3美分多一点。法国公众因这种经济上的不稳定和对鲁尔的冒险行动而与政府疏远，鲁尔行动使人们担心会重新爆发战争。

因此，在1924年5月的大选中，“左翼联盟”即“左派集团”获得多数席位。激进社会党领导人爱德华.赫里欧在社会党人的支持下当选为总理。在外交事务方面，他结束了对鲁尔的侵占，同意和平解决赔偿问题，承认苏联。

但财政难题仍未得到解决；在这难题上，放任主义的激进社会党人和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人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社会党人要求资本课税，赫里欧却反对，结果他的内阁于1925年4月垮台。法郎立即贬值，第二年，一法郎仅值2美分——其价值相当于战前的十分之一。

法国这时再次转向右派。1926年7月，普恩加来组织了一个除社会党和共产党外有其他所有政党参加的“全国联合会”内阁。为表明形势的严重性，新内阁包括6位前总理，其中还有赫里欧。

普恩加来采取了保守但却严厉的措施，以紧缩开支，增加岁入。到1926年年底时，法郎的币值达到一法郎值4美分，并稳定在这个水平上。由于这只是战前法郎价值的五分之一，政府使自己免去了五分之四的国债，不过，这是在法国债券持有人受损害的情况下取得的。

法郎的贬值吸引了许多旅游者，尤其是美国人，同时还促进了法国商品的出口。普恩加来的成功使他当了三年总理，创造了两次大战之间的最高纪录。1929年夏，普恩加来辞职，恰好避开了一股经济旋风，这股经济旋风将破坏他先前所已实现的不牢固的稳定局面。

五、欧洲的稳定与和解

赔款问题的解决：道威斯计划1924年至1929年是欧洲和平与和解的时期之一。1924年，《道威斯计划》——一项有关赔款支付的协定——的协商是这一稳定过程的第一阶段。《凡尔赛和约》要求德国人承担战争责任，要求德国人答应贻偿战争所造成的损失。

在凡尔赛，对赔款支付的数额和时间表没有达成协议；在以后几年中，这一问题不仅是协约国与德国之间，而且是各协约国之间长期不和的根源。

1920年，赔款委员会——一个受命拟定详细计划的机构——决定，德国的赔款应按下列方案分配：52%给法国，22%给英国，10%给意大利，8%给比利时，剩下的8%给其他协约国。第二年，委员会规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320亿美元，可用现金和实物（煤、机车、纺织机械和德国工厂及矿山的其它产品）支付。

协约国的企业界很快就提出抗议，因为这些商品正形成一股与他们自己的商品相竞争的力量。因此，协约国要求德国主要以现金支付赔款，但这只有在德国的出口额大大超过进口额时才能实现，这一点自然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世界各地的关税正在提高，德国也正在增加进口商品以满足重建家园的需要。

1921年和1922年，德国支付了部分赔款，但与此同时，它正遭受着灾难性的通货膨胀。

1914年时，一马克值25美分，到1922年7月，已贬值到仅值2美分，一年以后，它变得一文不值——一大堆马克才兑换一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要求延缓两年偿付赔款。英国人正在受失业之苦，急欲加快国际贸易的复兴，因此同意了这一要求。

然而，遭受损失最惨重的法国人确信，只要德国人愿意就一定能偿付，并着手使用武力。1923年1月，法国军队不顾英国人的批评，与意大利和比利时小股部队一起侵占了鲁尔工业区．

德国人的反应是进行总罢工，结果，法国人不得不为占领付出了得不偿失的代价。由于德国经济毫无生气、法国人又受到阻碍，赔款问题陷入僵局，于是，成立了一个由美国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主持的经济专家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