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曾再三向日本人施加外交压力，要他们离开，最后，在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上，终于说服他们撤走。
布尔什维克获胜的根源随着日本人的撤离，进行内战和干涉的这一悲惨时期顺利地渐近结束。列宁领导的共产党这时控制了全国。
1919年时，几乎没有人会预言这一结果，当时，受围困的共产党似乎注定要被得到协约国军队支持的反革命武装力量所消灭。但事实是，与苏联历史学家所断言的相反，协约国从未将它们的注意力和财力集中到在俄国继续进行的那场斗争上。除了某些担任次要职务的、狂热的反布尔什维克分子外，协约国领导人认为干涉只不过是枝节问题，因此，他们怀着各种相冲突的动机断断续续地支持干涉。
他们的确为白军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军用物资，但却很少派遣军队。只是在俄国北部，这些协约国的分遣队才有效地参加了实际的战斗。事实上，在西伯利亚东部，日本、美国和英国军队更经常参与的是互相争斗的阴谋，而不是反对红军的战斗。
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已断言，干涉“在各地起了损害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加强共产党人本身力量的作用。这一因素非常重要，因此我认为，如果西方政府没有通过这种设想欠妥的干涉帮助布尔什维主义逐步获得力量，布尔什维主义是否会在整个俄国占上风，是很值得怀疑的。”
协约国的不团结和优柔寡断是布尔什维克取胜的一个原因。
白军中不团结的情形更为严重，这不仅是因为各领导人的互相冲突的野心，而且是因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各种右翼分子的根本对立。相形之下，共产党人享有某些最终证明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优势。他们的坚如磐石的党组织强行建立了一种其反对派未曾有过的团结和纪律。
共产党得到了卓有成效的秘密警察组织——契卡的有力支持，契卡无情地查获了种种反对派集团。军事人民委员列甫·托洛茨基巧妙地将无产阶级自愿兵的热情与前沙皇军官的不可或缺的技术知识结合起来，缔造了一支新的、强大的红军。而且，这支军队还享有控制国内交通线的巨大优势，这与白军的情况截然不同，白军各部队之间、白军同其西欧和美国的补给品供应地之间相隔着极大的距离。
最后，布尔什维克在争取农民群众的支持方面通常做得更成功。这并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已说服俄国农民赞成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实际上，大多数农民对红军和白军都极其不满，他们宁愿独自呆着。但是，当不得不作出选择时，他们常常决定支持红军，他们认为，红军站在他们这一边，允许他们保留从地主那里夺得的土地。
回想起来，长期的内战和干涉对有关的所有党派都是一场灾难。它使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岸的俄国农村的土地荒废，使俄国人民大批死于横祸、饥饿和疾病。同样严重的是新成立的苏联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恶化了。
苏联领导人怀有的“被资本主义包围”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担心进一步加深，而西方政治家则对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的无用的宣言过于认真。这种相互的不信任既深刻又持久，因此毒化了随后10年的国际关系，大大地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二、共产主义在中欧的失败
德国的势力均衡当内战在苏俄猛烈进行时，欧洲面临的关键性问题是共产主义是否会向西方传播。
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认为，如果共产主义不能向西方传播，他们的事业注定要失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他们不能想象他们的革命会在一个国家、尤其是在以农业为主的俄国生存并扎根，因此，他们密切地、满怀希望地注视着中欧、尤其是德国的事态发展，因为德国显然是关键性的国家。如果德国变成共产主义国家，那么它的工业实力和俄国的自然资源结合起来，就会是不可摧毁的，革命的前途也就会有保障。
最初，布尔什维克的这些希望似乎有可能实现。在海军发生兵变和革命从波罗的海诸港口传入内地以后（见第二十章第六节），德国皇帝不得不于1918年11月9日退位。与俄国苏维埃相类似的工人士兵委员会出现在包括柏林在内的各大城市。
革命运动非常强大，共产主义似乎很有可能容没欧洲大陆，至少抵达莱茵河。然而，最后的结果并不是产生一个苏维埃德国，而是产生一个资产阶级的德意志共和国。
有几个当时未被注意到的因素可解释这一重大结果，一个因素是战前德国的繁荣，它使工人阶级比较心满意足、无心革命。
诚然，1914年时的错国社会民主党是欧洲最强大的政党，但它很保守，专心致力于社会改革而不是致力于革命。同样重要的是德国农民的富裕，他们的境况比俄国农民要好得多。在战争的几年中，他们的日子也过得并不太坏，因此，布尔什维克的“把士地分给农民”的口号虽然在俄国非常有效，但对德国的影响却很小。
而且，战争在德国革命的时候已结束，这又与俄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对和平的要求也许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多地帮助了布尔什维克，但在德国却毫无意义。此外，尽管德国军队被打败，但它决没有象1917年的俄国军队那样士气沮丧、进行叛乱。
在德国，当最后的较量到来时，革命的反对者能号召可靠的军队支持他们。
最后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是德国社会主义者阵线的分裂。当然，这决不是唯一的分裂。
1914年，在支持还是反对战争的问题上，欧洲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都不同程度地分裂了。在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菲利普·谢德曼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从一开始就支持德国的战争努力。由于他们比较保守，他们这时拚命反对革命的工人士兵委员会。
“我憎恨社会革命”，艾伯特坦率地宣布，“我非常憎恨社会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另一派是斯巴达克斯同盟，它相当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由两位杰出、能干的革命者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前者出身于著名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家庭，后者的祖先为波兰-犹太人。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斯巴达克思同盟支持工人士兵委员会，希望在德国建立一个苏维埃式的政权。
在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和斯巴达克斯同盟之间的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它也赞成建立苏维埃德国，但又希望同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合作。魏玛共和国的建立当马克斯亲王宣布德皇退位时，他自己也辞去了首相职务，将政权交给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艾伯特成立了由“6位委员”组成的内阁即人民代表会议，其中3名为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成员，3名为独立往会民主党党人。
斯巴达克思同盟情愿呆在内阁外面，其原因很简单，他们只对使革命进一步向左的方向发展感兴趣。菲利普·谢德曼在议会大厦的阳台上宣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但与此同时，李卜克内西也在一哩以外的帝国宫殿的阳台上宣布苏维埃德国成立。这时，最大的问题是哪一派会取胜。
1917年3月，临时政府成立，当时的形势可与俄国的形势相比。艾伯特十分潭楚俄国的结果，他不想成为第二个克伦斯基。因此，11月10日即德皇退位的第二天。
他为了镇压斯巴达克思同盟和工人士兵委员会而与总参谋长威廉·格勒纳将军结成了秘密同盟。每天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两个人都要用连接柏林的总理公署和斯帕的司令部的专用电话进行交谈。由于有了这一强有力的支持，艾伯特开始积极反对极左派。
独立社会民主党拒绝一起行动，并退出了内阁，但这无关紧要。11月30日，斯巴达克思同盟改名为德国共产主义劳动党，并制订了起义计划，但在这些计划完成之前，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态堡已被逮捕，并“在企图逃跑时”被击毙。他们的1，000多名追随者在随后爆发的残酷的巷战中被杀害。
到1919年1月中旬时，来自左派的危险已经消除。德国已度过了极为关键的时刻，1919年1月19日，全国举行了国民议会而非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当选的代表绝大多数为温和的左派。
国民议会在魏玛召开，一方面是为了避开柏林的骚乱，一方面是为了把世界舆论中的新德国与和平的文化象征如歌德和席勒联系在一起。艾伯特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谢德曼为第一任总理。1919年7月通过的宪法无疑是民主主义的宪法，至少大体上如此。
它包含了当时各民主国家所赞成的一切方法，其中包括普选制、比例代表制、权利法案、政教分离和学教分离。当选的总统任期为7年，由他任命总理，又由总理遴选人员，组成一个必须得到国民议会即下院多数成员支持的内阁。参议院即上院由18个州的代表组成，它可以延迟但不能阻止立法。
在这新宪法的幌子背后，旧德国的许多东西依然如故。官僚机构、司法系统和警察局完好无损地存留下来。在大学里，最不民主的和反犹太人的教授会和学生组织以学术自由为理由继续保持原状。
新组成的国际军是旧帝国军队的缩影。除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外，实际上没有推行任何社会改革。工业上的卡特尔和垄断公司依然如故；东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同德皇和各地方统治者一样仍保留着他们的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