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这样回忆：一直到九月八日，他和陈昌浩还是倾向于北上的，两人还发电向张国焘表明态度。当天张国焘即回电，命令徐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徐、陈感到十分为难，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当晚召开会议讨论，徐、陈两人也与会。会议决定北上方针不变，并由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人联名向张国焘发电，再次陈述北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电文最后说得十分恳切：“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

第二天，即9月9日，张国焘复电，仍然坚持要南下，电文最后也是深情款款：“左右两军决不开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接到张国焘复电后，陈昌浩才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四方面军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同意。

陈昌浩当即去中央驻地反映两人意见，结果挨了一顿批评回来。中央当天向张国焘复电，说“陈谈右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当晚毛泽东亲自来到徐向前住处，最后一次探询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回答：四方面军分为两半，恐怕不好。

毛泽东见徐如此表态，失望而归。第二天，即9月10日凌晨，中央即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独自北上。

事情真相最大的可能：一、四方面军原有一些隔阂，使中央对四方面军有所疑忌。这点有证据：当时彭德怀因为担心四方面军对中央会有异动，秘密地把一团人布置在中央所在地周围警戒。甚至向毛泽东请示：为了避免两军内讧，在必要时可不可以扣押人质？毛泽东答道：不可。

这些叙述见于《彭德怀自述》，应该是可信的。毛泽东后来和斯诺谈话，也说这一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候：红军生死存亡未卜，却有发生内讧的可能。

由此可见，当时双方彼此之间的猜疑到了什么地步。

（请看下篇：九十五、政治高手推磨产生的强大离心力）

九十五、政治高手推磨产生的强大离心力

张国焘南下的原因，估计还有个被激出来的缘故：就在松潘前线打响的同时，张国焘反而在后方应付另一场“战争”：7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芦花举行，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会议听取张国焘关于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和通南巴两个苏区对敌斗争情况及反围剿战略方针的汇报。

张国焘其时刚刚就任红军总政委不到5天，虽然还是对中央的政治路线私下散步不少不满言论，但总应该亲赴前线，最起码也要集中精力应对前方这个对红军来说生死攸关的战事吧？但是暂时还不能，毛泽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措施来了。

你张国焘不是声称“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吗？那么，现在中央要首先深究一下你的路线是否有问题。

政治局会议的议题让张国焘没有任何反对的借口：两军会合之后，中央有责任听取红四方面军关于放弃根据地的情况汇报，并且有权力提出意见和作出评判。

７月２０日，各部队军事指挥员抛弃了前线的战事，陆续到达芦花，奉命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

有一点意味深长：会议开始前，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徐向前一枚金质“五星”奖章。

中央没有理会陈昌浩让张国焘任军委主席的建议，没有采纳张国焘让陈昌浩当红军总政委的建议。陈昌浩和徐向前一起赶到芦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但是中央只授予了徐向前金质“五星”奖章，具有令人遐想的含义。

其中至少有一个信息是明确的：中央对徐向前的信任与肯定。

７月２１日至２２日，两天的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在讨论或者说是在争论一个问题：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是不是一个错误的行动？

从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角度上讲，红四方面军在放弃苏区等问题上对中央有所交代，是必要的；从纠正张国焘与中央离心离德的思想苗头出发，对他进行政治上的规劝和警告，也是必要的；从理论上解决思想问题，从而达到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合作，更是当前的必要。

但是，这时候，整个红军的生存正受到极大的威胁：部队一直在严重缺粮的地域徘徊，国民党军不断地从四面压缩而来，特别是在红军准备突击而出的川北松潘地区，胡宗南部正利用红军在时间上的耽搁加强阻击防线。在这个不毛之地争论政治问题？

的确是高人才能为之！

张国焘首先发言，讲述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前后经过。接着是徐向前发言，汇报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状况：“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纪律较好；作战勇敢；打起仗来各级干部层层下放，指挥靠前；兵力运动迅速敏捷，长于夜战”；“平时注意军事训练”，“战后注意总结经验”。缺点是“文化程度低，军事理论水平和战略战术的素养不够”。

最后陈昌浩简要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

由于徐向前和陈昌浩要立即率前敌指挥部去毛儿盖，他们发言之后就离去。

毛泽东则开始从红四方面军创建鄂豫皖根据地讲起，说到根据地在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后被放弃时，毛泽东认为面对敌人的大兵压境，红四方面军既没有做充分准备，仗也没有打好。

说到川陕根据地，毛泽东认为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在取得

歼敌１２个团的胜利后放弃根据地，是一个严重错误。

红四方面军领导没能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不可分的政治关系。

张国焘大感冤枉，当即反驳：“川北苏区固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红四方面军“当时的主要努力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过份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误的，就不应苛责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胜任的其他军事任务”。

张国焘认为，“川北苏区即使当时留置了较多的兵力，事实上也不能达到保卫的目的”。“而一方面军当时能否渡过大渡河顺利到达懋功，尚成疑问，四方面军果真全力北向夺取松潘”，也许中央又会批评红四方面军“隔岸观火，看轻休戚相关的大义”。

徐向前后来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整个说来，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有复杂的原因。优势敌人的压迫，常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都凑到了一起。从这个意义说，是历史的必然。

至于主力红军撤出根据地后，没有留下足够的兵力坚持游击战争，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千把人和枪，如果把三十三军留下，要好得多。这是一个失误。

总的说来，诸多的原因，促使张国焘在政治的螺旋中被越甩越远，那种离心力决不能归罪于一个人，更不是单纯源于毛、张二人的矛盾，而是张国焘为代表的一批人与中央的矛盾聚集而成。

大家都无意于努力减速，这螺旋也就只好越转越快，终于把四方面军甩向了南方。

但是，在当时乍看不是如此，而是好像中央被甩出去了：仅仅带出去了一、三军团，连原来的五军团与九军团都丢给了张国焘，中央红军无异于雪上加霜！

据能查到的史料记载：9月9日，张国焘从阿坝发出给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的那封电报后，同日，张国焘还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并转周恩来、洛甫、博古、毛泽东、王稼祥：甲、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乙、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岂能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讨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

同日13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林彪、聂荣臻：（一）依目前情况，一军不要过于突出，应在现地域集结整理，并加强侦察。（二）望即补足十天米粮和衣鞋，以便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