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势已定，三天的遵义会议推翻了由共产国际指定的最高领导，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之前，中国共产党谁说了算自己是不当家的，这是首次事实上的独立自主！这才是遵义会议的最伟大之处。
据聂荣臻、伍修权等人回忆，林彪虽然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林彪在遵义会议上从始至终都一言不发，却也承认林彪在会上用红军伤亡过大的事实批评过博古、李德瞎指挥。――老孙不明白：林彪是怎么表达观点的？
这有些奇怪了：“文革”中，报刊上说林彪在遵义会议上如何反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路线，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的领导地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在一下变成了近乎博古、李德的支持者？编造历史者害人不浅啊！
其实不用仔细分析，就是头猪也明白：林彪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而且林彪在毛泽东失势时并未落井下石，反而与毛泽东进一步密切了关系，在毛泽东复出的当口，林彪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不过，此时的林彪对政治还不那么热衷倒是真的，就之后长时期看来，林彪只是对军事感兴趣，并没有参与政治争斗。
不过，由于无法找到相关资料来证实老孙的推断，那就权当老孙长了颗猪脑子吧。
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直到现在还众口一词：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来通常说成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这是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此成为历史定论。一切党史著作和许多老帅的回忆录，都严格遵守了这一口径。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事实上这才是睁眼说瞎话，遵义会议决议记载的明明白白：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结束时，就连博古的总负责职务也没有触动，二十天后的“鸡鸣三省会议”上，张闻天才被推举为党的总负责，对党的政治路线负最高责任；最高军事首长是朱德、周恩来，而且周恩来才是受党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毛泽东只是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已，就是后来中央常委分工，也是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一个居于另一个常委军事指挥上的助手，怎么能说成被确立为了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呢？
（请看下篇：六十四、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之地位）
六十四、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之地位
实际上，根据现有材料，大家心里都明白：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但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是没错的，绝对没有成为核心。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应该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
遵义会议，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
毛泽东并未代替博古但任总负责，所以首先在组织上就不能算在新领导集体中为首和成为核心。如果会议情况确实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那为什么不推举他接任总负责或干脆就任总书记，反而推举张闻天呢？
就是事实上，毛泽东也没有被确立为全党与全军的领导核心：至今的党史和传记著作，几乎都是在叙述了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常委和分工做了周恩来的助手后，紧接着笔锋一转，就得出结论：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这“领导地位”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作为周恩来的助手出现的吗？
至于一些记载与议回忆：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领袖”……“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这情形肯定也不可能事实上出现――如果有这种事，会议起码也会推举毛泽东代替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而不是分工只做助手；日后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时也会以他为组长，而不会是周恩来。
前面说过，遵义会议划时代的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选择了自己的领导人，此时音讯不同，共产国际想干涉也做不到，所以才能连国际顾问都可以让他靠边站。
总书记或者总负责都可以更换，从名义上改变军事领导首长是更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周恩来本人也一定会力辞。然而这一切却都并未出现，所以，可以断定：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是进入了中央常委班子，不管从名义或实际都没有成为核心。
如果坚守长期以来的这个“核心”固定论断，结论与事实便陷于矛盾，成了无法解决的死结。应该是人们为了通过审查关口，必须这样说、都得这样写罢了。
由此可见，所谓“解放思想”，是说着容易做到难，别管什么“决议”、权威言论、以至当事人的各种回忆，离“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还远着呢，“两个凡是”还是有一定市场或者活动空间的。
而且，既然毛泽东在博古之后就已是实际领袖，那就是第五届领袖，也谈不上六届，但毛泽东自己在１９６４年４月１６日的一次讲话中提到，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掌权的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张闻天）。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２日，周恩来也谈到我们党的五任领袖，说“第五任是张闻天，他当了十年总书记”（这是个概约数，实际上到１９４３年中央机构调整也只有八年）。总之，在第四代博古和第六代毛泽东之间有个第五代，这是得到全党和史学界公认的，还从未见到过否认“五朝领袖”之说的。
既然如此，怎么能无视第五代的存在而硬说是紧接着博古的下台就立即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呢？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吗？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后来的许多党史著作，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就都加上了“实际上”或“事实上”的副词，说“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或者“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但一般地都不提供根据和事实，似乎是由于说得久、说得多，就一切不成问题了。
其实加的副词也并不准确：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代表正确路线一方作《反报告》和受委托起草决议，现在已得到公认。至于说《遵义会议决议》是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的。这一说法既缺乏根据和也与理不通――党的总书记还需要受新任常委委托？
博古在台上时有职有权，遵义会议对负总责的书记岗位权限也没有做出特别决定，甚至连暗示都没有，为什么张闻天一接手就变成了挂名的虚位？
事实上，遵义会议之后，“鸡鸣三省”会议决定和常委分工都规定得很明确，就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