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军据此判断退守大余的守军可能要兵退南雄，即命令一、五军团开向梅关、中站一线，准备与三军团配合，将大余出来的败兵包围在中站附近而歼灭之。

一、五军团得到命令：由信丰南部直取南雄，如南雄得手，我军就可威胁韶关甚至广州，估计各路粤敌必将回援南雄，我一、三、五军团、十二军及独立第三、第六师分别协同配合，相机在运动中于南雄附近给余汉谋以最大的打击。

至于这个命令对敌情的判断和下达的决心是否正确？那就只能等实战进程来检验了。

军令如山，一、五军团不顾天气炎热、长途行军的极度疲劳，急行军经信丰南部渡过桃江，先后到达广东乌迳地区。

五军团奉命直插南雄以南，防止南雄的敌人向南逃跑。谁知这时方面军总部突然得报知道大余守军凭险固守，并没有撤退的意思；相反却是信丰的粤军第4师到达了九渡水，正向南雄前进。

总部随即命令五军团迅速返回湖口待命，五军团白白溜了一趟脚板。

7月7日，粤军第4师到达乌迳，陈济棠的独立第3、第5师也开到了南维增援，并以一部向中站方向出击，当天到达新迳附近，南雄战事眼看如同滚雪球一般要越滚越大了。

偏此时彭德怀的三军团还被黏在大余城下，进不能克，退又不甘心。

这时朱德为总司令的方面军总部开始感觉不对头了，随即命令林彪统一指挥一、三军团和十二军，准备对付南雄的粤军重兵集团，可惜时机已经慢了半拍，但对于林彪来说，这是他首次指挥彭德怀的三军团，甚至是整个方面军。

朱德还同时命令五军团和独立第三、第六师负责歼灭即将来到南雄的粤军第4师。

8日凌晨，五军团在向乌迳开进中发现第4师由浈水南岸向南雄靠近，随即改变部署，转兵向水口堵击，当天下午在水口以东的蒻前过村，隔河与第4师打响。

五军团此时正被怀疑全军叛乱，原总指挥已经深陷大狱，现在的总指挥是董振堂，正是在战场上表现自己清白的时刻，全军的一股浊气此时怒喷向了国军！十三军在正面攻击，以三军由左翼渡河绕到敌后，粤军第4师于行军中遭到攻击，继之前后受敌，两个团很快溃散，当晚退到了水口圩及附近高地。

这时的五军团大概急于求功，见粤军退守水口，竟然误报第4师已经向南雄逃跑，漏报了一个“守”字！这导致方面军总部改变了原先一度决定的由一军团和十二军增援水口的计划，增援部队没有及时赶往水口。

其实水口的粤军并没有弃守的打算，相反，余汉谋于9日一面命第4师固守待援，一面命独立第3师和独2旅紧急由南雄驰援水口。

转眼间战局的焦点挪向了水口。

9日中午，南雄援军与第4师会合，随即以优势兵力向五军团猛扑而来，而五军团此时却不知道当面之敌已经不是3个团了，还是把9个团当成3个团打，双方激烈拼杀，不明敌情的五军团伤亡惨重，渐渐不支，立时处于困境。

危机时刻，江西地方红军独立第三、第六师及时赶到，才稳住战局，不过还是胶着状态，只是阻止了溃败而已。

9日下午，终于明白过来的方面军总部紧急下令：要一军团与十二军紧急出动水口，增援第五军团。10日拂晓，林彪率部到达了水口战场，随即会合五军团和独立第三、第六师向９个团的粤军发起总攻，双方现在实力相当，都在勇猛冲杀，激战之势已经欲罢不能！

水口周围，浈水河畔，战场杀声震天，炮火中夹带着大刀与刺刀的肉搏，对于红军来说，这是家常便饭，但对于粤军来说，却轻易难得遇到，一时不习惯这种弹雨中肉搏的粤军终于不愿意死拼求胜了，费尽心力的开始向南雄撤退。

接到林彪电令的三军团距离毕竟太远，未能赶到，使本来可能的一场歼灭战变成了击溃战，几个小时战斗，粤军主力还是逃回了南雄。

不过粤军经过这次血拼，也接受了点教训，就此全部退出赣南，保住自己实力才是生存的根本，这点，地方国军都清楚的很。以后很长时间都不再轻动，这使赣南苏区得以安定了一段时间，红军主力得以转兵北上，这大概是南雄水口之役最大的收获。

粤军退军罢战也是因为三军团终于赶到了水口，不愿意为蒋介石火中取栗的余汉谋开始了坐山观虎斗的日子。

水口战役是场势均力敌的恶仗，战场景象之惨烈，为之前历次战事所罕见，据聂荣臻回忆：“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

不过后来毛泽东在撰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对水口战役定性为“败仗”，这大概有失偏颇。

毛泽东原话：“部队一再误报敌情，领导决心一再变更，自己乱了步骤，兵力并没有真正集中起来。以致打成了同敌人拼消耗的战斗。这次总共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

以上面的观点推论，第三次反围剿无疑也应该算做败仗，但水口之役从战略上获利无疑是巨大的，使苏区红军避免了头疼的两线作战，尤其是对于后来的红军北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水口战役所起到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这大概是由于毛泽东本人没有居于指挥位置的战事，结论自然不同，但此战却给毛泽东带来机遇：现在经实践检验，没有毛泽东的具体参与，战事不容乐观。

这在有军事最后决策权的周恩来心里留下了印象，周恩来在向中央汇报南雄水口战事时开始向中央建议：“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他做总政委其权限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为多。依上两次战役看，红军战术差得很，虽高级指挥员都须帮助。玉阶（朱德）不细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汇报中周恩来正式向中央提出辞去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中央批复照准，毛泽东终得回到军队，不用再以中华苏维埃主席的身份“随军行动”了。

（请看下篇：三十九、昙花一现的总政委）

三十九、昙花一现的总政委

水口惨胜之后，林彪率红一军团转兵北上，于７月下旬经崇仙、安西、古陂、信丰、长洛等地，再渡过于都河，于８月上旬到达兴国南郊。

这是为了解除乐安、宜黄、永丰之嫡系国军对苏区的威胁，这个方向有国军的６个团，一直在坐观粤军在南线与红军主力血拼，现在红军腾出手来了，开始瞄准这股孤军，就是对苏区没有威胁也是要打的，不以战养战，红军无法在相对狭小的根据地长期生存。

还有就是照顾中央的指示，不出兵北上，怎么也是对抗中央，其它根据地此时正遭受国军重兵的围攻，战争势头已经大大不利于湘赣鄂的四方面军，一方面军出击策应势在必行。

中央局召开了兴国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北上消灭乐安、宜黄、永丰之敌，并且对红军进行了重新整编，这次整编推翻了之前对一、五两军团的混编，将五军团的第三军编回了一军团。

十三军重回了老家五军团，看来中央局已经意识到了此前的欠斟酌之处，开始纠正自己的错误，但是，因不满混编而被捕的原五军团军官们没有被提及，还是在红军的监狱中继续服刑。

整编结束后的8月8日，毛泽东得以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这回该毛泽东显一下身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