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后，这些朝廷本来大加笼络的宗主，越来越显示出讨厌的一面。他们的庄园像一个个的独立王国，使国家政令不畅，税收不足。所以冯太后的第三条措施，就是拿所谓的宗主督护制开刀，实行三长制，大刀阔斧的改造北魏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

三长制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而是汉魏时期早已成熟的政治成果。具体内容就是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邻、里、党各设一长，合称三长。三长并不算国家正式任命的官吏，主要是起个熟悉当地民情的作用，是村民的领头羊，负责清查户口，催缴赋税等等。有了三长，上级官员来农村调研考察收税，就不用挨家挨户的自己跑，而是直接集合三长们，让他们分头汇报或办理。作为对三长辛勤工作的回报，朝廷又规定，他们的家族中，可以有若干免税的名额。如果工作出色，三年内没有任何差错，名额还可以再增加一人。通过给予他们一定的经济特权，提高三长们的工作积极性。

北魏实行了三长制后，再配合均田制，朝廷就打破了宗主的人口垄断，为国家清查出大量的隐匿户口，理顺了关系，培植了税源，使得社会经济明显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群众立足温饱奔小康，也就有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在冯太后强有力的推动下，这三项政策排除万难，坚决的被贯彻和落实。实际上这三项政策完全是以前中原王朝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摸索出来的适合农业社会的普世准则。冯太后大力推行实施的结果，是使北魏王朝脱胎换骨，由奴隶时代跑步进入封建主义，国力臻于极盛。

太和十四年，冯太后去世，孝文帝正式接掌了北魏的朝政。在祖母冯太后耳濡目染和有意培养的之下，孝文帝从小醉心汉族文化，对四书五经手不释卷，言必称孔孟老庄，读必观史记汉书。所以孝文帝掌权后的最大心愿，便是如何高举这场改革的伟大旗帜，继续加以深化，从而达到全盘汉化的最终目的。

没多久，孝文帝就在开会的时候问了群臣一个问题：我们北魏究竟是个什么德性？

孝文帝问的这个问题很有水平，原来根据古人的多年研究，每个王朝都有自己的五行属性，水德、木德、金德、火德、土德任选其一。当然这个不能随便乱选，要参照前朝定标准，不然据说会造成乾坤倒转，王朝灭亡的严重后果。于是群臣针对这个课题进行了一番辩论后，决定本朝要越过中间一百多年那些个乱七八糟的王朝，直接继承晋朝的事业，为水德。孝文帝表示同意，接着还规定，年初第一个申日祭祀祖先，而年终最后一个辰日，举行腊祭。

除了王朝的德性，孝文帝还很关注谥号这个问题。谥号就是皇帝或大臣死后，朝廷友情赠送给他们一个或两个字，用以概括其一生的行为。孝文帝整顿谥号，首先从历代先皇开始，根据功绩的大小，重新改谥，并排定了在太庙的座次。他还针对有关部门不愿得罪死人，经常把美好的谥号胡乱赠送的情况，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评。比如当时有位大臣郑羲，他的女儿嫁给孝文帝为妃。郑羲去世后，给他议定的谥号为“宣”。圣善周闻曰宣，结果谥号报到孝文帝那里，被否定了。孝文帝认为郑羲此人虽然在文学上颇有造诣，但是为官却不那么廉洁清白，于是改谥为“文灵”。不勤成名曰灵，意思就是讽刺他没多少政绩，却还有挺大的名声,是个混子。

无论是德性也好，还是谥号也罢，再加上祭祀大典，这些无一不是汉族文化中的代表性元素。孝文帝关注这些形而上的东西，实际上是在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和改造中央政府，使整个朝廷的思维和运作模式加速向汉族政权靠拢。而经过用这些小打小闹的革新探路后，孝文帝自我感觉良好，为了刺激守旧鲜卑贵族迟钝的神经，加大汉化改革的步伐，他心中酝酿了一个重磅举措——将首都由平城迁往洛阳。

平城位于今天的山西大同，地理位置比较靠北，气候寒冷，六月也有可能会雪花飘飘。当北魏偏居一隅的时候，作为首都倒还凑合，但现在的北魏今非昔比，不但控制了黄河流域，还有逐渐往淮河推进的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再把平城当做行政中心，呆在那里欣赏六月飞雪，就有些自甘平庸之感，不利于对中原地区的控制。还有一点，平城作为百年的首都，是鲜卑旧贵族占据的大本营，他们的势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而且脑袋普遍僵化，对汉化改革十分不感冒，让孝文帝有种施展不开的感觉。所以深思熟虑之后，孝文帝决定把他们连根拔起，通过迁都洛阳，解决以上两个消极的因素。

政治是门妥协的艺术，孝文帝深谙此道，他知道贸然打出迁都的招牌，必然会招致很多人的激烈反对，反而给自己带来麻烦。为了淡化迁都的震撼力，有必要推出一个更让人无法接受的决定，然后自己顺势在群臣的要求下妥协，抛出迁都这个方案。通过这种连吓唬带糊弄的方式，让大家心甘情愿的同意迁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