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64）

在成都巷战这一轮全武行中，滇黔都相继吃了亏。吃了亏就得找补，唐继尧增派大批滇军入川，贵州督军为了替戴戡报仇，也调拨黔军主力入川，滇黔两军合计达到四万多人。与此同时，参与作战的川军也从先前的两个师上升到了三个师。

恩怨情仇的主角，已由三个男人变成了三群男人，这意味着“三国大战”的杀人游戏进入升级阶段。川滇黔轮番鏖战，战争从成都延伸到四川全境，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兵力一次比一次多，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场面也一次比一次残酷激烈。

眼见大火已经快蔓延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北京政府急忙派大员率北洋军前往查办调处，然而面对混乱的战局，即便中央大员亦束手无策，只能看着两边继续这样打来打去。

川军起初占有上风，但在滇军奇袭重庆后，战局变得比滇黔军更为有利。滇黔军知道段祺瑞站在刘存厚一方，因此把北洋军和川军放在一起打，唐继尧甚至编了个谎，说是段祺瑞要把驻川滇军全部解散，然后押解到西伯利亚做苦工。

给他这么一扯蛋，滇军打北洋军比打川军还凶，南下的北洋军不过两个营，哪里经打，只得狼狈退出川境——说是南下查办，到头来却让别人给“办”了。

当战争初起时，川军之中除了已解散的第四师外，有一个师始终冷眼旁观，这就是熊克武的第五师。

和云南贵州人打架，同为四川人竟漠然视之，似乎难以理喻，但熊克武自有他的一套逻辑。

概而言之，熊克武虽是四川人，但他更是一个国民党人，党派利益远比乡情更重要。

从熊克武的角度出发，这样的推断也不能说不合理：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与南方的国民党素来对立，刘存厚等老川军既以段祺瑞为靠山，就与国民党是敌人，依照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原理，老川军就是敌，滇黔军才是友。

有人希望第五师加入川军作战阵营，熊克武毫不客气地一口回绝：“第五师还戴着护国军军帽，跟滇黔军一样是红边边，护国军不能打护国军，红边边也不能打红边边。”

熊克武不仅大部分时间坐而望之，还拨出一部分兵力协助滇黔军作战，到北洋军退出川境时，更是沿路袭击，果然不愧为川军中的“红边边”。

这当然也是渔翁观景的一种，而且得到的利同样不少。

“三国大战”的末尾，四川重又变成了双头政府，一头是成都，一头是重庆，成都由新督军刘存厚掌握，重庆则是熊克武和滇黔军的据点——试想一下，假如不傍着滇黔军，光凭第五师，熊克武哪有这个实力和刘存厚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一山容不得二虎，熊克武和刘存厚迟早还要一搏，不过依照规矩，在搏之前，一定还要找一顶帽子来戴。

草鞋军团（65）

这顶帽子叫做护法运动。护法运动的口号是维护“南京约法”和国会，当时说是为了反对张勋复辟，可问题是张勋这小子实在有负众望，一圈都没能溜得下来，就被段祺瑞一脚从舞台上给踢了下去。

于是反张勋又变成了反段祺瑞，护法的旗子则照树不误，至于合理不合理，是不是已经过时，早就没人去管它了。

在护国运动的帽子下，滇黔军和重庆川军组成靖国联军，熊克武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他要发起靖国之役，率领三军“讨伐”刘存厚。

“讨伐”的理由是现成的：要反张勋，刘存厚就是张曾任命的“四川巡抚”，要反段祺瑞，刘存厚的四川督军正是段所加封。不管哪一条，一皮鞭总能打中你的脊梁骨。

靖国军出兵后，仅一个多月后就已逼近成都，刘存厚发现情况不妙，急忙发出宣言，要与西南各省一致“护法”，可是熊克武和滇黔联军却并没有要引他为“同志”的意思。

“护法”犹如“革命”，阿Q要革命，还得洋先生和赵白眼他们允许你革才行。刘存厚没有搞清楚一件事，人家因为“抗拒护法”要打他，并不说明他转变态度“护法”就可以免打。反正一句话，打的就是你。

早就说过了嘛，不过一顶帽子而已，刘督军太天真了。

1918年6月，熊克武将刘存厚驱出四川，自辛亥以来四川国民党第一次完全掌握了全省军政大权。

熊克武的这个机会应该说是唐继尧给的，他的“四川总司令”即为唐继尧所授，唐继尧自己是“联军总司令”，四川司令得服从联军司令，换句话说，唐现在把自己看成是熊的老板，那个扶你上战马的人。

很多时候，口号都犹如华丽丽的糖纸，包裹在那里面的，其实不过是人的各种野心和欲望。比如说唐某，从辛亥革命，再到护国护法，可以说无役不与，捡好事都有他的份，但革命来革命去，正义来正义去，落到实处，却还是想把四川这块肥肉放到他的餐桌上来。

这就叫“大云南主义”，也就是把川滇黔都置于他唐继尧的统制之下，以此成为独霸三省的“西霸王”。

罗佩金被刘存厚逐出成都，说明“以滇人制川人”失败了，唐继尧便想到了“以川人制川人”，而熊克武正是他整个计划中的理想对象。

唐继尧授命熊克武为“四川总司令”，本应事先向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军政府推荐，由军政府委任，可他直接绕了过去，为的就是要让熊克武知道：“你以后是我的人”了。

按照这个定义，熊克武的成功自然就是唐继尧的成功。唐继尧认为，四川已唾手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