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56）

显然，刘存厚的这顿饭不仅填饱了大家的肚子，还壮了胆气。士兵们手持短刀，有没有刀，赤手空拳的，就沿街向屠户借来杀猪刀，或者朝居民要菜刀。

他们不是去庙里拜菩萨，而是要朝滇军算帐。

滇军一个不防备，被游行士兵冲进防区。见势不对，滇军急忙开枪。赤膊兵虽然只有刀，在后保驾的川军却有枪，马上也予以还击，双方乒乒乓乓打了起来。

罗佩金和刘存厚都向各自防守区域派出大量警戒部队，一面断绝交通，一面修筑防御工事，战争一触即发。

由于滇军平时骄狂惯了，成都人对这支客军印象极差，因此在爆发冲突时，附近居民都站在川军一边，嚷嚷着要打“红边边”。

滇军遭到袭击，已经又惊又怒，一瞧，川人助川军，你们原来都是一窝的，更是气炸胸膛，遂对无辜行人展开报复。

尚在街上游走的百姓都被视为可疑分子或“川军侦探”，押上城头，一长矛一个，叉鱼一样挑落于城下。

川籍丨警丨察也因此遭到株连，滇军见到就杀。有个丨警丨察在城外巡逻，滇军喊他过去，这丨警丨察还直解释：“我是丨警丨察……”

滇军官兵说，我认得你是丨警丨察。不由分说，拉进城里，一刺刀就给捅掉了。

事后经红十字会确认，仅在滇军防区，被刺杀的川民就达一千多人。

对这些情况，罗佩金当然负有责任。在这一刻，他不像是一个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老同盟会员，倒好似一个为了争权夺利可以随时草菅人命的封建军头。

在这一刻，我们似乎都有理由怀疑他们当年发动云南起义和护国运动的初衷：造反者会比被造反者，比那些下台的人更纯洁吗？

口号再美丽，终究不过是口号。用不着沧海桑田，用不着海枯石烂，那些曾经承诺的誓言，已经没有人会去兑现了。

这是一个关于恶的诅咒。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会应验在更多的人身上。

滇军的暴虐，招致了民众的反弹。

成都各界人士组成请愿团，向刘存厚进行申诉，请其出面讨伐滇军，以挽救川民。

任何情形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总是既可怜又可悲，他们不知道，刘存厚等着的就是这个机会，他师出有名了，叫做“吊民伐罪”。

被遣散的系川军第四师驻城部队，在绵阳等地尚有余部，滇军也把他们的枪弹给缴了，并押回省城。刘存厚发动突袭，将枪弹全部夺了过去。

这个近似于挑衅的行动，再次惹怒了罗佩金。

1917年4月18日晚，川滇警戒线上枪声大作，辛亥后成都的第一次巷战，即“刘罗之战”开始了。

谁也不见得是好人，可是又都想自己做好人，别人做坏人。开战之初，罗佩金就向北京政府发去电报，报告“刘存厚叛变”，以便能够名正言顺地“讨伐”刘存厚。

草鞋军团（57）

可刘存厚并不是那么好“讨伐”的。川军官兵久受滇军歧视和欺压，人人痛恨罗佩金，久想同滇军一拼，加上后来半路招纳的“赤膊兵”，上阵后可以用不顾性命来形容。滇军本欲一鼓作气，攻下刘存厚的师部，不料反而被打得节节败退，以致于只能据皇城以守。

巷战进行到第二天晚上，滇军将皇城周围的民房商铺全部洒上汽油，予以焚烧，说是要扫清视界，同时防止川军利用民房伏击，叫做“亮城”。

罗佩金果然是个战场上的“智囊”，政治上的“白痴”，这么一“亮城”，使得成都百姓对其更加痛恨。

在争取民心这一点上，刘存厚倒真有做现代刘备的潜质，都这样了，他还唯恐罗佩金和滇军的形象不够凶恶，专门让数百川军戴上红边军帽，扮成滇军帮着四处放火。

成都店铺很多是由陕西商人开的。尹昌衡时期的“成都兵变”发生后，陕西人都吓得逃回了老家，直到一年后才返回成都。可是太平日子没过多久，又要倒霉了。

有一家当铺开在川军防区内，有几个川军趁乱破门而入，要求把他们的步枪当掉，每支索取十元大洋。

这哪里是当，不过是赤裸裸的敲诈。陕籍掌柜倒也挺有胆量，当面婉言谢绝：“武器是禁物，我们怕犯法，不能收。”

敲诈不成，几个大兵恼羞成怒，但披着这身川军服又不敢乱来，走之前扔下狠话：“你太不识相了，总有一天让你认得老子。”

刘存厚要嫁祸于人的举动，正中乱兵们的下怀。第二天，那几个川军便戴上“红边边”，手提煤油桶，挟着破棉絮，冲进当铺纵火，当铺及库房被焚之一炬，损失立刻从几十块跃升至十几万。

才打了两天，就要退守皇城，还得“亮城”，这一点罗佩金事前完全没有想到，包括他想不到戴戡会袖手旁观。

戴戡是贵州人，早在游学日本时便与梁启超、蔡锷等人有密切交往。护国运动发起后，宣布独立的贵州便派戴戡率黔军入川助战。

跟唐继尧一样，贵州的当家督军也舍不得调派主力，只拨给戴戡一个混成旅。滇军的武器不行，黔军还不如滇军。刚入川时，士兵中手握刀矛的都有，直到开进成都后，他们才全部换上了川造兵器。

这样的部队，几乎就是过来跑龙套的，遇到装备精良的北洋部队更是抓瞎。打了几个月，不但毫无进展，就连防区都差点交了出去。

护国战争结束后，黔军厚着脸皮也没撤，反正大家都参加了护国战争，没有功劳，尚有苦劳，吃吃喝喝、粮饷军火可以全由四川人买单。

出国前的蔡锷将四川的军政大权一分为二，戴戡被任命为四川省长兼会办军务（相当于副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