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44）

冯玉祥接着也跑了，离开时，他又搂草打兔子，把成都的军火库给清了个空。按照他的命令，冯部把大部分行李扔掉，每人都至少携带步枪子丨弹丨五百发或炮弹两颗，冯玉祥自己也背了两颗炮弹，后来觉得负担实在太重，找川甘边区的土匪帮忙，才把枪弹运到汉中。

此君既不用打仗，又得了如许多的实惠，真正是赢家中的赢家。

枭雄、英雄、奸雄，冯某跟这些类型都不像，甚至你都难以用一个纯粹的好人或坏人来对他加以框范——只能说，出来混的都得有点道道，这也算是乱世中的生存哲学吧。

1916年6月27日，周骏率部进入成都，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加了四川将军的冕。

然而这被证明不过是一场空欢喜。二十多天前，袁世凯已经病死，袁世凯一死，他的委任状也就失去了任何效力，更主要的是，旁边早就有人虎视眈眈。

陈宦在宣布四川独立前，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依靠冯玉祥，二就是向蔡锷求援。求援得到了同意，但直到陈宦离开，滇军也未开入成都。

滇军有滇军的打算。

唐继尧在发给滇军将领的密电中，就毫不隐讳，说护国之役胜利后，四川军政大权不论属于何人，滇军都必须留在四川，而不能撤回云南。

如此做的原因之一，便是军费开支庞大，唐继尧既不肯削减滇军的一兵一卒，就一心想着蹭四川人的油，拿川资来养他的滇军。甚至在停战谈判期间，唐继尧就急不可耐地计划出兵成都，只是在蔡锷的劝阻下，才暂缓行动。

唐继尧属于那种鼠腹鸡肠，做不了大事的人，该他出牌的时候死不肯出，那心眼儿小到只有三寸大，不该他出的时候瞎出，全然不管这样是否会师出无名，会不会带来恶劣的政治影响。

蔡锷与唐继尧的区别，在于他更顾大局，知道掌握时机与火候。用一句俗话来形容，就是他比较“讲政治”，过去即便是“侵滇”“侵川”，他都能找到最合理的名义和理由。

陈宦求援，如果不答应的话，陈宦自然就下不了决心独立，蔡锷不能不答应，但他答应之后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就是敷衍了事。

倒是蔡锷的参谋长说了句实话：“我们做渔翁不好吗？”

如果蔡锷帮助陈宦把周骏赶走，那陈宦就站稳了，滇军究竟能从中得到什么额外好处呢？地盘还是人家的，最多不过像第一次“侵川”时一样，弄点慰劳费，然后该回哪还回哪。

鹤蚌相争,渔翁得利，滇军这些人的算盘，就是要借周骏之力来逐走陈宦，等陈宦走后，滇军再来打周骏，然后川督之位就是他们的了。

滇军做好了出击准备，可惜不是为陈宦预备的。周骏一入成都，滇军马上就打了过来。

袁世凯倒台之后，周骏的“四川将军”已然是名不正言不顺，再说他又哪里是蔡锷的对手，所部节节败退。

见势不妙，周骏赶紧给蔡锷发去一份电报，作躬打揖，称自己是接受了袁世凯的“乱命”，现在马上就把位子给腾出来。

草鞋军团（45）

从成都退出时，周骏手下仅剩得几千人马，用仓惶两个字都不能形容他的惨样。更可怜的是，沿途地方对他的态度，有如看到过街老鼠。虽然还不至于人人喊打，但起码没人肯予以收留，都唯恐惹火烧身——蔡锷的护国军追过来，能不把当地打得乱七八糟吗？

想想这周骏也真够倒霉的。他的人生几乎就跟赌博一般，头一把赢了一堆筹码，可还没来得及乐一乐呢，转眼之间就又输到了血本无归。

后来有人对周骏说，你带着这几千残兵，能往哪里去，哪一个省又会容得下你，难道这些四川子弟都跟着你饿死不成？不如把部队留下来，独自进京去找个活路吧。

周骏想想有理，就把残兵交予地方，然后在百余名手枪兵的掩护下，出川进京。进京后，他果然混了个跟胡景伊一样的“闲职将军”，虽然是聊以度日，但总算没有窝窝囊囊地死在乱军之中。

1916年7月29日，蔡锷进入成都，此时他已被新一届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同时这也标志着护国运动的尘埃落定。

对四川人来说，湖南籍的蔡锷能够做他们的一把手，委实是件好事。所谓到哪座山头唱哪支山歌，蔡锷督滇，要维护云南及滇军，如今督川，自然只会向着四川，而以蔡锷“护国英雄”的威望和军政才能，又有谁敢跑上来捋老虎须？

从蔡锷留下的善后方案来看，也是以四川为中心，然后联络滇黔，形成西南三省通力合作的局面。

如果这个方案能够顺利实施，自辛亥革命之后，这个“天府之国”将得到很长一段时间的稳定和安宁。

可是天不遂人愿。因劳累过度，导致蔡锷喉疾加剧，病情越来越重。1916年8月8日，他去电北京请假后，离成都东下，远赴日本就医。

临行前，四川军民对之依依不舍，蔡锷亦感慨良多，他动情地说：“我查阅了四川的档案，年赋税达数千万元，以前真不知道四川会如此富庶，此地确实是西南重心，实大有可为。”

蔡锷又说，我原来想到中央去，现在也不想去了。自己虽然多年奔波，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假如能早来四川，一定可以多做出点事情，可惜现在又病疾严重，不得不走了。

蔡锷寄语川中父老，等他治愈后，将早日回川理政，然而仅仅三个月后，他就因医治无效而病死于日本。

没有了可定乾坤的英雄，巴蜀大地注定难以逃脱混乱的怪圈，也将继续被血与火所熔铸。